恩格斯在评价近代欧洲科学革命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139]他又在论述18世纪欧洲自然科学时精辟地指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140]我们看到，日本知识层自江户中期以来通过兰学研究，已经大体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新成果，并诱发出山片蟠桃以大宇宙理论为基础的唯物论和司马江汉的平等主义社会思想，乃至渡边华山的社会批判意识及社会变革思想。至幕末，面对列强压境的险境，主张闭关自守的儒学和盲目攘夷的国学都因其不合时宜而无能为力，历史证明了这些学问已无法使日本渡过民族危机。唯独洋学系学者们审时度势，提出了打开国门学习西方而变革日本社会的激进思想，最终通过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日本完整地经历了上述恩格斯描绘的历史逻辑发展的历程。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并非只有少数兰学先觉者勉为呼号，他们的先进思想还通过人数众多的中间层，即兰学塾塾生们传递给日本社会的最基层。如前所述，至幕末，仅据有案可查的各兰学塾名簿粗略统计，这些塾生就达9000余人（附表）。如果再加上幕府其他洋学机构和诸藩校的洋学科培养的学生，在幕末接受过洋学教育的人数至少当在万人以上。兰学人才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如前所述，自杉田玄白时代以来，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普及兰学的网络。兰学通过兰学家之间跨地区的交流和兰学教育活动，广泛地辐射到日本各地，至幕末这种趋势更趋明显。

著名兰学塾一览表[141]

再从洋学成果看，第四章所列举的译述者人数及各类译述书籍数量，在当时欧美以外的国家中，足以令人瞠目，兰学的发展已经铸就了一个以兰学为专门职业的社会群体。由此也可窥见，明治维新初期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的运动，绝非日本民族一时的心血**，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正是兰学百余年积累、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说明治时代是日本近代化的起飞阶段，那么，江户兰学就是为其起飞预设的跑道。如果能正视这种因果传承，那么对日本近代的“飞跃”就不会觉得神秘莫测了。

在中国，由于早期西学的先天不足，使得林则徐开创的近代西学的发展十分缓慢。即使在鸦片战争中“亡羊”之后，中国人仍不思“补牢”。魏源《海国图志》的命运，即是明证。魏源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50卷，1852年增至100卷，全书约90万字，并附地图75幅。书中介绍了五大州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关于战舰、火器的生产技术。该书还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及海防战略，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斥责了顽固派反对师夷的论调。这是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第一部关于世界知识和海防战略的百科全书，也是医治当时清廷病痛的一剂良药。只可惜魏源太少，能够认识《海国图志》价值的人，也寥寥可数。在此期间，还有梁廷枏撰《英吉利国记》（1844）和《海国四说》（1846）、徐继畲著《瀛寰志略》（1848），介绍英美情况，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更是知之者无几。时至1879年，王韬与日本人谈及魏源时仍然慨叹：“师夷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142]

然而，该书百卷本出版当年的1852年即传入日本，且广遇知音。据统计仅日本开国之初的1854-1856年间出版的《海国图志》选译本就达21种[143]。《海国图志》不仅为幕末洋学注入了新的养分，而且激发了日本一代志士。对于这一现象，似乎只能做出如下解释，即日本由于具有较为深厚的洋学基础，因而能立即认识到该书的价值。当时，日本儒学家盐谷宕阴（1809-1867）在《翻刻海国图志》序言中曾写到：“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的字）悲，而更为清主悲。”《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再一次证明了中日两国西洋学基础差异所带来的历史影响。

于是便出现了前述1862年福泽谕吉与唐学埙对谈中500∶11的桥段。唐氏所举数字虽然不尽准确，但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巨大差距确实存在。其时，近代西学已由新教传教士传入中国，而且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与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合作开始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然而，其翻译过程仍然是由传教士口授，中国人笔述的形式。显而易见，此时的中国西学，与日本江户时代兰学家独立自主地运用西方语言研究西方科学的兰学，实不可同日而语。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虽然出现了不少与洋人打交道的“通事”，但这些人与他们的日本同行难以相提并论。冯桂芬曾对这些通事做过评价：

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于所谓通事者，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上海通事甚多，获利甚厚，遂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广州宁波人居多，其人不外两种，一为无业商贾，凡市井中游间跅弛，不齿乡里，无复转移执事之路者，以学习通事为逋逃。一为义学生徒，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督之市儿村竖，流品甚杂，不特易于湔染洋泾习气，更出无业商贾之下。此两种人者，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惟藉洋人势力，狐假虎威，欺压平民，蔑视官长，以求其所欲。[144]

可见，这些通事非“无业商贾”即“市儿村竖”。显然，这样的通事是无法为中国近代西学提供有用的西方知识的。针对这种状况，冯桂芬提出：

夫通习西语西文……势所不能少，与其使市井无赖能之，不若使读书明理之人能之。前总理衙门文，新设同文馆……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与汉教习相辅而行。此举最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然后得西人之要领。[145]

然而，大学士倭仁仍在反对科举正途人员入同文馆，并反对同文馆以洋人为师。鲁迅曾不无遗憾地描述了清末一般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更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的。”[146]当时人们对西方事物的这种鄙夷态度，造成了清末一般文人政客闭目塞听。

由上述可知，日本依靠洋学积累起来的西方知识和对世界发展大势的了解，在伯理叩关民族兴衰的紧要关头顺应历史发展方向，迅速选择了开国的道路。进而实现了明治维新，终于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较早地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厄运。相反，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积累起来的，是对外部世界的麻木和对西方社会发展的无知。而且，这种麻木与无知又延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是伴随着武力征服以强制方式进入中国的，这自然要引起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的憎恶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西化之所以不顺利不彻底，其中最特殊的一种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传入的时机与方式。西方文化是随着武力上的胜利以强迫的方式输入的。这对中国的西化或现代化来说，实在是很大的不幸。因为这样一方面使得中国惊惧仓惶不知所措，一方面使中国在羞辱之余，对西方文化产生反感与憎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一直难以消除。”[147]这种情结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变得愈加困难。

日本通过百年兰学阶段，对西方文化是在和平的交往中逐渐适应的，因而没有形成中国人那样的心理负担。日本在面临伯理叩关时虽曾一度混乱，不过那只是暂短的选择迟疑，随即便兴起了学习西方的浪潮。而对中国来说，西学萎缩以致中断之后，便针对西方文明形成一座高高的天然堤坝，阻绝了与西方文化的沟通。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的涌入，对中国人来说如同洪峰决口，人们在慌乱中无所措手足，不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灾难。相比之下，伯理叩关对日本人而言，只能算作一次浪潮来袭。换言之，西方文化是经过延绵百余年的涓涓细流而渗入日本的，而对中国来说，积蓄了百余年的巨流是一次倾泻而下。由此看来，面对西方殖民者的挑战，中国人之所以反应迟缓，应是历史之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鸦片战争的屈辱不仅仅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开始，也是此前无视西方文化的结果。正所谓“事所必至、理有固然”。冯友兰先生曾追究中国人究竟是“能之而不为”还是“为之而不能”，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西学衰落时期，是“能之而不为”；而到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则是“为之而不能”了。

在上述背景下，曾为世界文明增添无数文化硕果的中国，不得不为追赶由自己奠立的文明而付出数倍的艰辛、努力和无以数计的惨痛代价。中国近代西学的发展显得步履蹒跚，至19世纪末，学习西洋的范围仍被限定在军事技术和产业技术领域。作为其结果，甲午战争中，清朝舰队不可谓不强，结果却是中方惨败。至此，中国人才终于明白仅效法西洋的皮毛是无补于事的，好不容易才导出了要求更大规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百日维新。由林则徐创始的近代西学发展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运动，竟然蹒跚了近60年，且又旋即失败。不得不承认，中国早期西学的先天不足，决定性地延宕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关键性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