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更不幸的是上述逆转恰恰发生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如果说16、17世纪之交的科学史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的话，那么以后的历史就完全不同了。“17世纪下半叶，不仅科学史而且整个社会和文明的转折都变得明显了，这种变化接踵而来……现代文明正以明显的方式初见端倪。”[127]在17世纪中叶以来的欧洲，近代科学体系不断完善，进入发展的高峰期。

18世纪对中日两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科学的意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稍后的历史中它足以使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随着这种文明的发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atur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原书注）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28]这种“世界文学”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恶性膨胀。在这种膨胀的驱使下，西方殖民者以极其野蛮、原始的方式将这种新文明滥用于对其他发展滞后民族的掠夺，全世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预示着各古老文明的历史光彩已成为过去，无论哪个民族，要想使自己不被历史抛弃，就要正视并积极采用这个新的文明。迎接这次挑战的成功与否将决定着非西方各民族的近代命运。既然地域性的传统文明已经难以为继，那就要看哪个民族，尤其是尚未被殖民地化的民族能抢先把握住这个机会，以接纳这种“世界文学”。

在论及兰学以前的日本科学时，日本学者认为：“近世以前，在日本文化中科学思想是极其稀薄而贫困的”[129]；就科学史而言，只有可称为日本最早的地理著作《风土记》和最早的现存医书《医心方》，除此之外，至沙勿略抵达日本之前，都是空白[130]；“日本古来几乎没有称得上科学的东西，是兰学使日本人开始接触科学。”[131]日本通过近百年的兰学活动汲取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新成果，兰学研究不仅使日本人及时地将欧洲科学革命以来的成果大体引入日本，而且还接触到西方近代理性的人文思想。同时，也了解了世界发展大势，生成了促使一个民族发展的危机意识，树立了面对现实的科学对外观。这一切使日本人省悟到，要继续健康地生存下去，就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兰学成为江户时代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进而吸纳了马克思所讲的“世界文学”，完成了至关紧要的历史性积累，在科学技术和观念上为明治维新后全面走向世界奠定了历史性基础。

中国西学恰恰在这个历史转折期走向衰落，失去了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机会，以致于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反而出现了倒退。本来在《明史·意大里亚传》[132]中是承认利玛窦所述五大洲之说的，虽然认为“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信不诬也”。而乾隆年间编修的《清文献通考》则称：“至意大里亚人所称天下有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第敢以中土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亚洲。而据其所称第五洲曰墨瓦蜡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兰辗转经年忽得海峡，亘千余里，因首开此区，固名之曰墨瓦蜡泥加洲。夫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则诸如此类，亦疑为剿说。”[133]阮元虽然承认汤若望“其术试验于天”，但却判定哥白尼的学说是“离经叛道，不可为训”[134]。此时知识界对西方科学的态度，正如梁启超所言：“乾嘉学者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而已。”[135]

由于在这关键的历史时期缺乏对近代西洋文化的了解，致使中华民族学习先进文明的热情急剧冷却，对外部世界变得孤陋寡闻。乾嘉学派学术成果虽然令人惊叹，但是，它毕竟被限定在训诂考证的天地里，放弃了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看来乾嘉学人是无法应付近代西方文明挑战的。这期间，不但中国科学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几乎与所有西方事物绝缘。中国终于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判断力和反应能力。鸦片战争期间虽有林则徐等开明官吏通过积极了解西洋而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但终因西学基础薄弱而归于失败。反观日本，兰学家们确实走到了时代的前面。他们在西方还没有以武力入侵远东的时代，主动、和平、从容地学习西方，为日本积累了近代文化。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当我们谈到西方文明在近几代正在被传到像日本这样的东方国家时，是指17世纪后半期以来正在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想方式以及所有文明工具。”[136]由此，日本在“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37]的重大历史关头，后来居上，远远地走到了中国人的前面。而中国“到近代一醒来看时，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发展到最后的阶段，我们就竭力的追也追不上了”。[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