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做过一个假设：“中国文化在明末就已经与西欧文化接触，假如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三百年间，当然可以发展出一个东西来。”[121]周一良也认为：“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同时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算学、天文、地理等学问和工艺技术。如果这些学问不受阻碍继续传播，发扬光大，中国的历史面貌可能与今天大不相同。”[122]就当时情形而言，中国科学确有进入近代科学阶段的可能性。然而，遗憾的是，就在此时，发生了北京朝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对中国西学而言，此次事件可谓不祥之兆。

就在中国发生“礼仪之争”之际，日本幕府下令放宽了汉译西书进口的范围，而汉译西书恰恰是兰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契机。如前所述，在洋书缓禁之前，已有不少汉译西书流入日本。缓禁之后，诸如《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历算全书》《历象考成》《天经或问》等天文历算书籍源源流入日本。至《解体新书》出版前夕，仍有汉译西书输入。明和八年（1771）唐船输入书目总计18种，其中包括《天学初函》中的《西学凡》《泰西水法》《几何原本》《畸人十篇》等。[123]汉译西书的公开传布，大大刺激了日本人对西方科学的兴趣，为吸收西方文化打开了大门。在《解体新书》出版之前，日本人大多是靠这些汉译西书了解西方科学的。汉译西书为西洋科学在日本的普及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例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便是兰学家了解西方世界地理学的必备书，《解体新书·凡例》称“斯书所直译文字，皆取汉人所译西洋诸国地名，而合诸和兰万国地图相参勘，集以译之，旁书倭训以便读者也”。[124]由于德川吉宗实行书籍缓禁政策，当年被驱逐的南蛮文化中的南蛮科学重新被请回日本。换言之，中国西学为日本兰学的发展提供了知识上的储备。

在中国，西学反而因康熙的后继者雍正、乾隆对西方科学缺乏热情而急剧萎缩。1774年杉田玄白出版了象征兰学兴盛标志的《解体新书》。而就在这前一年的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致使中西文化交流也成无水之源。这两个年份所发生的上述事件是继1720年之后，为西学衰落和兰学兴起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标志，甚至可以说最终预示了中日两国近代的命运。

历史进入18世纪90年代。1792年，俄国使节拉克斯曼为要求通商而来到日本。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亲自指派官吏广泛搜集洋书，以学习西方之“理”，由此产生了民族危机感。再看1793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英国政府为把中国纳入其世界贸易体系，派使团前来北京。7月，英使马嘎尔尼乘“狮子号”军舰于大沽登陆，9月在避暑山庄谒见了乾隆皇帝，献上洋枪和当时英国首号巨舰的模型，之后提出了关于通商的六项要求。对此，乾隆的答复是：“天朝抚有四海，万国来朝。尔国王惟当永矢恭顺……共享太平之福。”[125]可见，乾隆对英国的外交意图了无所知，英使递交的国书被看作是“贡表”，而上述礼物则被称为“贡品”。在乾隆眼里，英国是同所有传统夷狄番邦同等的朝贡国，并没有察觉到第二轮西欧冲击已经开始。

在这次历史性考验面前，日中两国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其结果也是不言自明了。正如郁达夫曾经精辟地指出的那样：“生于忧患，死于逸乐，这话确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