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阶段，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目标是不同的：日本是宗教的，中国是世俗的；日本注重贸易利益，中国憧憬科学价值；日本可称天主教时代，而中国则是以吸收西方科学为主要对象的西学时代。虽然南蛮文化时代也曾有西方科学知识随传教活动被夹带进日本，但是，就其规模和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而言，是无法与当时的中国相比的。如前述德富苏峰语：“在当时日本的20万耶稣教信徒中，能够达到象李之藻翻译《西学凡》那样学力的人，一位也没有。”而且随着德川幕府严酷的禁教政策，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南蛮文化也倍受打击而冷却下来。

在第一阶段的中国，西学派士大夫和明末清初历代皇帝对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的传教活动以及与之俱来的西方科学文化，保持了冷静的态度。至1720年康熙因“礼仪之争”而禁止天主教，其间虽发生过南京教案和钦天监历案，但后来都予以平反。总的说来，传教士受到了公正的待遇。明末，徐光启等开明士大夫本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的求知精神，对西方科学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虚心就学于传教士，成为西学重镇。徐光启不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而且通过细心揣摩，身体力行，察觉到西方科学以形式逻辑为指导的定理化方法，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演绎逻辑体系。这说明，当时的西学派已经开始在哲学和较为深层的方法论方面，接近西方科学思想的核心。

明末清初历代皇帝，也对传教士的正常传教活动采取了开明政策，同时通过传教士积极地摄取西方科学文化。康熙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始终将钦天监案限定在科学领域，更没有华夷之辨的民族偏见。正如阮元所说：“夫欧罗巴极西之小国也，若望小国之陪臣也。而其术诚验于天，即录而用之。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117]康熙对历案的裁决确实充分显示了尊重科学的理智态度和泱泱大国应有的风度。在此后的50余年里，他对传教士显示了宽阔的胸怀，双方不仅相安无事，而且关系密切。据南怀仁自己记述：“皇帝（康熙）对我表示异乎寻常的好意，确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如同他信赖的密友一般，盼我不离开他的身旁。”[118]康熙甚至把停止迫害山东教徒的谕旨提前给耶稣会士徐日升看。[119]即使在禁教以后，精通天文历法的传教士戴进贤虽然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断的禁教风波，但他本人始终受到朝廷的重用。[120]当然，这时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并非系统的近代科学体系，而且其流传也还只限于士大夫阶层和清代宫廷，但它终究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科学知识，防止了盲目自大意识的滋生。

在这一阶段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文化中，表现为正价值的是科学技术，而他们的宗教观念大体仍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与西方文化接触的第一阶段，中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反应。日本禁教前后正是中国吸收西方科学的全盛期，西学派士大夫与传教士合作译介了大量的西方书籍，而这些书籍在日本却被列为禁书。尤其是与罗马教廷的文化狭隘性相比更充分显示了康熙的文化宽容。清廷在160年间一直任用传教士为钦天监监正，体现了名副其实的大国风范，而日本却没有这种勇气和度量。这说明当时中华民族对西方文化的反应能力大大超过了日本。

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吸收先进外来文化的主体正是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士大夫阶层和中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一般认为，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而中国文化则“天生具有抵制外来文化的排异性”。这种先入为主的“定论”，经常影响着学者们在相关研究中的判断力，以致于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日本民族是积极摄取外来文化的化身，而中国则是固步自封、顽固抵制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典型。然而，本书的考察，却提供了一个反证。南蛮文化时代昭示人们，外来文化并非都能顺利地在日本生根，它还要适应日本社会本身发展的要求，否则，即使暂时进入日本，最终也难逃厄运。相比之下，经常被人们批判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反而心胸开阔地接纳了域外夷狄的“奇技**巧”。明清时代的西学输入为人们澄清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识之士，非但不像人们不加区别地形容的那样“冥顽不化”，而且如饥似渴地引入先进的西方科学，而且表现得十分谦虚。甚至高居九五之尊的顺治、康熙也将学有所长的传教士请进宫来作为“宫廷教师”。在这些历史事实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加区别地指责甚至揶揄我们的先人呢？

笔者以为，至少不能将此后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畸形盲目自大意识说成是儒家文化必然的组成部分，这大概又是上述考察的一个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