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差异相因果，他们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不尽相同。林则徐的影响不在于其研究水平的高低，而在于他奠定了中国近代西学研究的基础。如前所述，中国西学自明末清初以来即已发端，并留下了不少汉译的西洋书籍。不过这些书籍皆是西洋人所译，或经西洋传教士口译，再由中国热心于西学的知识人笔录而成。而由中国人自己翻译西洋书籍则是从林则徐开始的，这在中国西学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环节。明末清初时的早期西学因中国人不通西文，因而对于西洋知识的选择和吸收量的多寡完全是由西方传教士决定的，这便使得中国西学无法反映西洋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而自林则徐西学始，跨越了这种局限。再有，通观前述林则徐组织的翻译事业，报刊自不必说，主要译书也皆为当时西洋最新出版的著作，这些译著书刊在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西学研究的基本资料。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即是林则徐西学的延续和发展。1841年林则徐遭贬在赴流放地伊犁途中巧遇魏源，遂将他在广州时收集、翻译的资料和《四洲志》原稿交与魏源，并托嘱魏源进一步搜寻、研究海外资料，以编撰《海国图志》。[109]魏源自己也曾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110]可见，《海国图志》所利用的最新资料主要是由林则徐提供的。不仅如此，林则徐的一些主张也被其后人继承下来。例如，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是魏源从林则徐继承而来，并通过《海国图志》发展并传播的。林则徐的学生，早期维新思想家冯桂芬“以学问文章受之于文忠最深”[111]，并继承发展了林则徐“藏富于民”和“造炮御侮”的主张，明确提出了“求富求强”的口号。晚清官吏中直接继承林则徐遗志的莫过于左宗棠了，左以林则徐后继者自许，为完成林则徐未竟之事业，“今我复重来”[112]。洋务运动期间左宗棠在福州创立船政局，制造出西洋式蒸汽船，并在新疆实行屯垦以抵御沙俄，初步实现了林则徐的遗愿。也正因如此，甚至有人认为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当然，这种说法还有待于研究。

林则徐的另一大历史功绩还在于他实为康熙禁教以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冲破了“天朝尽善尽美”的中华意识，魏源推崇《四洲志》等译书，是使世人“始知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113]。如果追溯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承认中华民族落后的前提下而学习外国的发想是从林则徐开始的。从此之后，如何了解、学习西方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同时也是贯通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在中国近代蹒跚的步履中，自魏源开始，经早期改良派、洋务派到资本主义改良派的康梁变法，直至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无一例外地贯穿着学习西方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仅仅停留在将林则徐评价为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势必会大大降低他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回溯渡边华山以前的日本洋学史，总体看来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洋的近代科学，当然，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是日本进入近代社会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环节。然而，在封建幕藩体制下，近代科学技术是很难充分发挥其应有效率的。也正因如此，渡边华山开创了以洋学知识批判、并试图改造日本社会的新的研究领域，将日本的洋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渡边华山“将近代社会轮廓明确地形象化了”[114]。再有，在渡边华山著作中首次利用的最新西文资料《志略》（1817）、《世界地理辞典》（1821-1826）、《学艺辞典》等，直至幕末始终是日本人研究西洋的主要知识源。[115]可见，华山洋学代表着当时日本洋学研究的最新水平。他对西洋社会原理的研究虽然很难说有直接的继承人，但是，这种研究西洋的视点已经预示了至幕末维新时期洋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出现为止，渡边华山的西洋观始终居于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渡边华山的思想似乎已超前进入近代思想阶段。此外，华山思想对周围人们的影响也颇值得注意，如果说渡边华山在世时没能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话，那么，其对外交涉原则和海防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深受其影响的幕臣江川英龙得以实现。[116]首先是1842年幕府撤销了“异国船击退令”，继而，起用江川英龙推进军事改革，而江川的施策贯穿了渡边华山的海防构想。再对照一下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可以说渡边华山所期待的变革已逐渐成为现实。

通过上述两相对照清晰地显现出，林则徐的西学还只停留在反侵略的本能反应，学习西方的重点也还仅限于军事技术和应用外交领域，远没有达到渡边华山那样深邃的西洋观。以华山洋学作为参考系便清楚地映照出中国近代西学的先天不足，“中体西用”论即是典型的反映。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至十九世纪末，中国学习西洋的范围基本上被限定在军事技术和产业技术领域，作为结果，中国人终于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