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活动于同一时期的这两种西洋学会出现上述差异？

首先追溯一下两国西洋学史就会发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关节点。1720年日中两国的统治者分别发出了内容截然相反的政令。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发布“洋书缓禁”令，使洋学信息源源流入日本，包括通过荷兰商馆购入的荷兰语书籍和由中国输入的有关西学的汉文书籍。1740年德川吉宗又授命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其后，自杉田玄白翻译《解体新书》以来，洋学家学习荷兰语便成为一种传统，洋学运动在日本骤然兴起。反观中国，明末清初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将西洋书籍译成汉文，早期西学曾一度发达。但是，因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发生“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于1720年明令在中国禁止天主教，由此，西学在中国也随之衰落。如果说在相对和平的时代这种差异还无关紧要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差距所带来的恶果便暴露无遗了。我们可以从渡边华山和林则徐的洋学知识来源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中国，由于西学的中衰，从皇帝到官僚以至知识层对西洋事物以及西洋所发生的变革一无所知，更可悲的是“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103]。在这种背景下，林则徐要研究西洋只得依靠自身的苦心经营，在料理政事的同时，还要利用各种机会购买、搜求西方书刊，“欲系夷情，多方购求”[104]，且须“辗转购得新闻纸”[105]。由于信息源的限制，林则徐不得不采取“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106]的做法。此外，当时国内翻译人材也是凤毛麟角。林则徐到广州时，十三行（独占对外贸易的公行）中虽有华籍通事，但他们只是略知商务知识而已，而林则徐需要的译员则要具备政治、法律、历史、军事、科学技术等诸方面知识，而且对外国语的要求也很高。通过苦心访求，也仅得四名英语译员。[107]因而，不得不请西洋人协助审定译文、翻译和介绍“夷情”资料。[108]这些翻译人员与在具有洋学功底的基础上精通本国和外国文字的日本洋学家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从以上二人的知识源可以了解到渡边华山是在日本洋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而林则徐的使命则是奠定中国近代西学的基础，显而易见，与渡边华山相比，林则徐的西学研究要困难得多。

其次，当时西洋对中日两国冲击的力度是大不相同的。日本虽然面临“北方之警”沙俄的威胁和英国的进逼，但是，终究没有发展到伯理扣关的阶段，渡边华山有充分的时间从理论上深入了解、研究西洋。换言之，西洋对日本的总攻击虽然已迫在眉睫，但终究还没有成为现实。因而，渡边华山的洋学研究是出于一种强烈的预感，其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统治者说明世界旷古以来巨大的变动和随这一变动而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并提出“防其微而杜其渐”的对处原则。换言之，历史要求渡边华山以思想家的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根本上为日本对付西洋的冲击寻求理性的出路，从而，产生了渡边华山以穷理观为核心的变迁理论。而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渡边华山那样的预感阶段，来自英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已然使中国陷于名副其实的深刻的民族危机。严酷的现实不容林则徐像渡边华山那样做书斋式的研究，而只能急起应战。林则徐一到广州便亲身感受到，以英国不法商人为首的鸦片走私贸易正使中国步步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也亲眼看到了船坚炮利的英国海军。出于直接应对这种民族危局的政治家的责任感，林则徐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摆脱眼前的危局，保国保种。总之，林则徐是为抵抗侵略而被迫研究西洋的，这一点与渡边华山不同。渡边华山是通过洋学研究逐渐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而林则徐是危机到来之后才开始认识西洋。很明显，林则徐的西洋学是以直接抵御侵略为核心而成立的，因此，其内容除为制定外交策略所需要的知识外，学习西洋先进的军事技术就被至于首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