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渡边华山的洋学研究成果，或许会加深对中日两国近代史的理解。

如前所述，渡边华山真正的兰学研究是从1832年被举为家老和海防挂以后才开始的，从这个角度讲，在关心西洋的动机上与林则徐是相同的。渡边华山明确指出：“搜索西洋诸番之事情，实今时之急务”[98]，“不审敌情则无以立兵备之策谋。”（《慎机论》）渡边华山有关海防的构想集中在其《诸国建地草图》一文中，和林则徐一样，渡边华山充分认识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传统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后，并提出过海防构想图。此外，渡边华山对于沙俄的扩张也表示出极大的忧虑，并认为：“鲁西亚垂涎日本最久，日本之忧患必在北陲。”（《慎机论》）很明显二人对西洋关心的重合部分在于海防。然而，这个重合部分几乎是林则徐西学知识的全部内容，而对渡边华山来说只占其洋学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华山洋学的真正价值在其引照欧洲的经验用以解决日本问题的思想和基于科学分析西洋而形成的具体的世界认识。

高野长英在述及以渡边华山为首的蛮社形成的最初动机时曾说：“近年凶欠延绵，人心紊乱，故于洋书之中抄寻万国之国体、政务、人情、世态等。”[99]渡边华山通过潜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而且“不惟于万物以图穷理，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初稿西洋事情书》）。他还提出西洋富强的根源是“学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养才造士为先”，通过教育“成才成德后，入教院、成学师，施其所学”（《外国事情书》）。渡边华山基于对西洋尊重实学、因才适用社会原理的憧憬，将当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比作“天下（指将军）为一大箱，诸侯为小箱，士闭其内，制活物世界于死地”（《退役愿书之稿》）的社会棺裹。在对外问题上，他对幕府采取了同样的批判态度。1837年美国商船摩里逊号为送还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缔结通商条约驶来日本，幕府决定依照祖法予以武力驱逐。对此，渡边华山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提出了日本应采取的对策。他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内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再稿西洋事情书》）的局面。对日本来说，“英吉利（华山误认为摩里逊号为英国商船）求之于我者，如蝇逐膻，驱之而必复来”（《慎机论》）。针对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现实，渡边华山认为：“古来唐土御戎之论、我邦之神风不足恃”（《初稿西洋事情书》），并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击退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初稿西洋事情书》）的对处原则。这便引出了华山洋学中，通过分析西洋及内外形势而得出的“变”的主题。

我们可以从渡边华山的洋学论著中，通过与西洋对比而描述日本社会的文脉中整理出其要求变革的一系列愿望。即，古来华夷之辨的“井蛙之见”（《慎机论》）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外国事情书》）；“高明空虚之学”（《慎机论》）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面对西洋向东亚的攻势，“唐山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不足恃”，因之“专于内患、不虑外患”（《诸国建地草图》）的海防体制也要变；“不痛不痒的世界”（《慎机论》）要变为“忧勤国政、内外慎密”（《外国事情书》）之局面。笔者以为，这正是渡边华山真正的苦心所在，如能达到上述变革，渡边华山大概就会感到“望外之幸”了。总之，他始终抱定一个“变”的信念，以至于临终前致好友“极秘永诀”的遗书中，仍念念不忘“数年之后为之一变”（《遗书》）。这里虽然没有更具体地说明变什么、怎样变，但是，如果通读上述论述，似乎已无须再做解释了。

综观上述，可映照出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不同特点。林则徐的西洋知识直接应用于对外交涉，是制定具体“驭夷”策略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并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可以说林则徐研究西洋还仅仅局限于直接与中国有关的知识，因此其西洋学视野还不似渡边华山那样宽阔、系统，也没能达到渡边华山那样的理论体系。对比之下渡边华山对西洋各国本质认识的水平远远超乎林则徐之上，他是从原理上认识西洋社会的。他认为“万事穷理”为西洋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观其文脉，有理由认为他是站在新旧社会的高度来看待西洋社会与东亚及日本社会的，只是没有使用“近代社会”和“传统社会”这样的概念而已。也正因如此，在渡边华山那里才出现了相连续的“变”的思想，即西洋社会变了，创出了新的社会原理，日本也要学习西洋，以变应变，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战的总原则。然而，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在将西洋知识付诸实践的领域，是渡边华山的弱点，他虽然也曾在海防方面倾注过精力，却是无法与林则徐系统的海防活动相提并论的。正如有日本学者所述：“就其（华山）一般施政而言，几乎找不到直接将洋学知识直接付诸实践的证迹。”[100]由此，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暂且可以得出“实践的则徐”和“理论的华山”这样的认识。当然，笔者无意否定渡边华山洋学的实学性质，而且必须承认华山洋学中浓烈的危机意识正是当时日本即将走向近代变革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说是不可缺少的认识环节。林则徐虽然也抱有危机意识，但是，那是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具体危机所感受到的，而不似渡边华山那样对西洋深入研究而得到的较清晰的认识。因此，林则徐不可能认识世界发展趋势，也不可能从东西不同社会原理的高度来理解这种危机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林则徐甚至认为只要有一只近代化的舰队即可渡过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