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崇祯历书》在理论上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eho Brahe，1546-1601）的体系。这个体系认为：地球仍然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月亮围绕地球旋转，但其他行星的轨道则以运动着的太阳为中心。显而易见，第谷体系是介于“地心说”与“日心说”之间的折衷体系。那么，为什么《崇祯历书》既不用托勒密之说，也不用哥白尼之说，而采用第谷的折衷体系呢？

诚然，第谷的体系并不比哥白尼的理论更完整，但是，第谷掌握有大量的天文观测数据。在丹麦国王腓特列二世资助下，第谷于哥本哈根附近的胡恩岛上建立了一个天文观测台，世称“空中堡垒”。在这座“堡垒”中设有规模宏大的观测仪器群。第谷在这里工作了20年，积累了大量精确可靠的天文数据。第谷将其观测结果编成著名的《路德福天文表》，以至名声大振。第谷也因此被誉为“星学之王”“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天文学观测家”[73]。英国科技史家沃尔夫也认为，在16世纪下半期的天文学领域，“最杰出的人物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因为他“研究了精密天文学的大多数问题，他还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测定了大多数重要的天文学常数”[74]。

耶稣会士们编制《崇祯历书》时，需要大量而具体的天文观测资料。而在这个领域，第谷是当时享誉欧洲的权威，因而对传教士们来说，采用第谷的体系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罗雅谷所说：“第谷及门人所测更密更细，今为本历历测先具第谷所用之率。”[75]换言之，耶稣会士是因为信服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而采用第谷体系的，而哥白尼理论于实际天文观测方面，是无法与第谷相比的。另外，已如前述，伽利略关于木星、土星有环绕它运行的卫星的说法，已经证明了所有天体都围绕地球旋转的“地心说”的错误，然而，这些观测结果还远远不足以证明“日心说”的正确。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第谷的体系，毋宁说是耶稣会士们的最佳选择。

通过上述过程的分析，我们只能认为，参加编修《崇祯历书》的耶稣会士们更为相信已经确定的天文学研究成果。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将《崇祯历书》中引用的第谷体系与托勒密体系一起视为过时的看法，是对第谷体系的误解。

曾为第谷助手并被誉为“天空的立法者”的德国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在第谷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即椭圆轨道定律、面积定律、周期定律。用这些定律去推定行星的位置，比用圆周轨迹所得出的结果要精确得多。开普勒的发现使哥白尼的理论又前进了一大步。直到英国天文学家、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詹姆斯·布拉德莱（James Bradley，1693—1762）于1727年发现“光行差”现象，才最终证明了地球确实是运动着的。由此，地动说在天文学界以及整个科学界才得到最终公认。针对这一进步，耶稣会士戴进贤（P. Ignatius Kogler，1680—1746）在《历象考成后编》（1742）中，及时地导入了开普勒有关行星运行的椭圆轨道定律和面积定律，并以此修正了第谷体系。随后，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在进呈乾隆的《坤舆全图》的说明中，否定了托勒密和第谷的学说而主张哥白尼的学说：“歌百尼论诸曜，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人初闻此论，辄惊为异说，盖止恃目证之故。今以理推之，如人自地视太阳、太阴，谓其两径相等，而大不过五六寸。若以法推，则知太阳之径百倍大于地球之径，而太阴之径止为地球径四分之一也。人自地视太阳，似太阳动而地球静，今设地球动太阳静，于推算既觅合，而于理亦属无碍。”[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