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上述，笔者只能得出与“西学落后论”相反的结论。我们看到，当时欧洲天文学界的前沿理论和重大发现，均被传教士一一介绍到中国，而且上述伽利略的各项研究成果，都是在伽利略生前（1546-1642）传入中国的。可见，来华耶稣会士们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非但不是旧货，而且是欧洲天文学研究已有定论的新成果。在欧洲近代科学形成的全过程中，耶稣会士始终是在华传播欧洲科学的中介者。在这次延续近两个世纪的科学传播过程的开始阶段，即利玛窦时代，欧洲近代科学还没有形成，古代科学和中世纪的科学在欧洲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到戴进贤的《历象考成后编》和蒋友仁的《坤舆全图》时期，正是欧洲近代科学确立权威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会士们带来的西方科学既有“古学”，又有“新学”，确实是新旧杂糅。其实，它反映的正是当时欧洲科学在研究、论争中发展的趋势。应该说耶稣会士介绍给中国的西方科学几乎与近代科学在欧洲的进展相同步。这正是我们评介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线索。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之所以对耶稣会士们带来的科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恰恰忽略了这条线索。加之，学者们往往以当今科学史上的定论来评判三四百年前的状况，自然不免会酿成“历史冤案”。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出现近代科学，其原因不在于中国本身，而在于耶稣会士传播者的身上[77]。甚至有学者提出：“从利玛窦算起到南怀仁来华为止，生活和活动着的西方著名科学家就有哥白尼、布鲁诺、培根、伽利略、康帕内拉、开普勒、哈维、霍布士、惠更斯、斯宾诺莎、洛克、牛顿、莱布尼兹和哈雷等23人之多。试问：传教士们对这些科学家的学说和理论，究竟介绍了多少？”[78]笔者以为提出这种要求是不符合实际的。上述质问如果是针对一个来华的欧洲科学讲师团而言，也许是恰当的。但是，不应忘记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况且在欧洲科学尚在发展的时代，传教士们能脚踏实地为中国修改历法，为编制《崇祯历书》而耗费他们大量的精力，已是难能可贵。再要求他们将所有的西方科学新理论全方位地介绍给中国人，则未免过于苛刻。且术业有专攻，来华传教士的主要科学知识是在天文历法方面。就了解与传播这方面的知识而言，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