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评价明清西学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耶稣会士因遵守教皇对哥白尼理论的禁令，而有意隐藏“日心说”理论。然而，事实是就在罗马教廷1616年把《天体运行论》列入禁书目录以后，传教士们反而在《崇祯历书》中介绍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天文学研究成果。以下，简要列举传教士们在《崇祯历书》中对西方天文学发展动态的介绍。

关于“日心说”。罗雅谷《五纬历指》云：“问宗动天[63]之行若何……或曰宗动天非日一周天左旋于地内，挈诸天与俱西也。今在地面以上，见诸星在行，亦非星之本行……如人行船，见岸树等，不觉己行而觉岸行。地以上人见诸星之西行，理亦如此。是以地之一行，免天上之多行，以地之小周，免天上之大周也。”[64]这里的“或曰”以下，是指“日心说”理论，其中“行船”与“岸树”关系的比喻，是“日心说”理论的自我阐释。显然，这种论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而罗雅谷指出：“然古今诸士，又以为实非正解，盖地为诸天之心，心如枢轴，定是不动。且在船如见岸行，曷不许在岸者得见船行乎？其所取譬，仍非确证。”[65]有些学者认为，罗雅谷不同意“日心说”理论是传教士对中国人吸收西方天文学的误导。笔者却以为罗雅谷的介绍无可厚非。因为它是事实。在当时，“日心说”虽然处于论据未尽如人意的假说阶段，而罗雅谷却没有因为自己不同意哥白尼的理论而忽略其说。这正表现了耶稣会士实事求是而又小心严谨的科学态度。对“日心说”采取慎重态度的，不只是耶稣会士，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日心说并没有为当时受过教育的人所乐意接受……只有少数具有非凡洞见的人物，才能预言它的发展前途的可能性。”[66]在欧洲大多数人尚未承认“日心说”的时候，为什么非要求耶稣会士们接受不尽完善的“日心说”理论呢？

关于木星等行星之卫星。汤若望《历法西传》曰：“第谷没后，望远镜出，天象微妙，盖著于是。有加利勒阿（指伽利略）于三十年前创有新图，发千古星学之所未发，著书一部。自后名贤继起，著作转多，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亦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象，皆前所未闻……所以星图记载独全。”[67]这是伽利略的发现，时在1610年。

关于银河之说。汤若望《历指》曰：“问天汉何物也？曰：古人以天汉非星，不置诸列宿天之上也。意其光与映日之轻云相类，谓在空中月天之下，为恒清气而已。今则不然，远镜既出，用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68]又云：“天汉邪络，天体与天异色，昔称云汉，疑为白气者非也。新法测以远镜，始知是无算小星攒聚成形，足破从前谬解。”[69]这也是伽利略的发现，时在1611年。

伽利略的上述重大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轰动。关于木星、火星均有卫星的发现，证明了太阳系中的确有不绕地球旋转的天体。而银河系是由无数的小星组成的事实，则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宇宙的研究视野，开拓了天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使狭隘的“地球中心说”的经典地位发生动摇。这些在当时的欧洲均属前沿性的研究观测成果，来华耶稣会士们将其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中国人。因为这些发现是通过望远镜实际观测所得到的确定的结果，所以，耶稣会士也没有忘记将作为上述重大发现工具的天文望远镜介绍到中国。伽利略制成他的第一架望远镜是在1608年。在时隔7年的1615年，阳玛诺就在其《天问略》中介绍了望远镜的情况：“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务测日月星辰奥理……则造创一巧器以助之。持此器观六十里远一尺之物，明视之，无异在目前也。持之观月，则千倍大于常；观金星，大似月……观土星，圆似鸡卵，两侧继有两小星……观木星其四围恒有四小星……观列宿之天，则其中小星更多，稠密，故其体光显相连若白练然，即今所谓天河者。待此器至中国之日，而后详言妙用也”[70]。至1622年汤若望便将望远镜带来中国，并于1626年译《远镜说》，详加解说。及至1629年，便有徐光启奏报望远镜的条陈，“装修测候七政交食远镜三架，用铜铁木料”[71]。至1634年制成中国第一架望远镜[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