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西学的不同阶段看，如果抛开上述评介的褒贬倾向，应该说两种观点都接近于历史事实。然而，如果作为对明清200年西学史的整体评价，又都不够准确。要了解一种文化，首先要了解那个文化存在的时代。笔者以为，要对耶稣会士们传入的西方科学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必须搞清这种科学在它的原发地欧洲的地位，否则就不可能对明清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科学作出恰如其分的公允评价。

作为科学史的常识，人们把天文学的发展看作欧洲科学革命的象征。这场革命的起点是1543年出版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其中提出了众所周知的与托勒密“地心说”相反的“日心说”理论。其后又经过第谷的折衷体系、开普勒的天文学三大定律、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的发明等环节，直到牛顿实现了数学、天体力学等领域的“大综合”，并于1687年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才基本上完成了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由此可见，科学革命的过程经历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从年代上看，人们自然会提出十分尖锐的问题，那就是，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时间是1583年，距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已经过了40年，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人介绍哥白尼的学说呢？

上述关于科学革命的历程是现代人对科学史的描述，然而，在上述新理论提出的当时，于欧洲科学界和者甚寡。因为哥白尼的理论在当时尚属众多假说之一，而且还很不完善。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中的“地动说”是人们依据一般常识所难于理解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一些极其简单的问题：如果说地球在运动，那为什么人们感觉不到？为什么没有迎面冲来的空气流？为什么落体垂直下落，而不被运动的地球丢向后面？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力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60]看来“日心说”要确立它在科学上的地位，还有待于克服理论上的弱点。科学本身要求哥白尼的理论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才能逐渐走向完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倘若设想1543年哥白尼的伟大著作一发表就马上会动摇欧洲思想的基础，或者便足以完成象科学革命那样的任务，这是错误的。差不多需要经过150年的时间，才达到各种思想的一种令人满意的结合。”[61]另一位美国学者则指出：“正是托勒密在其《大综合论》中描述的这个体系，直到17世纪都一直得到大多数天文学家的公认……这个体系在相当准确的程度上解释并预测了天体的运动”[62]。

综上所述，并不是哥白尼的理论一经发表便击败了托勒密的体系，而是又经过了漫长的时期。在这漫长的时期里，写入欧洲教科书的是托勒密的理论，而不是哥白尼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