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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明清间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之西方科学技术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定位悬殊。

首先归纳一下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观点。低调处理一派的学者认为：“来华的天主教士所介绍过来的书籍，多系欧洲中世纪或中世纪以前的旧货。他们介绍过来的科学书籍，也是用天主教神学宇宙观改造了的古希腊科学。”[55]有些学者虽然承认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科学对中国科学做出了贡献，但还是批评耶稣会士“对十六世纪出现的那些最富于革命性、危及封建神权基础的自然科学成就，却缄口不谈。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物理学、开普勒的行星三大定律，都是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但他们或守口如瓶，不作介绍；或者在介绍中偷梁换柱，加以歪曲”[56]；“近代科学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中心任务，乃是在于古典体系（牛顿体系）的建立，而正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阻挠，直到19世纪初，中国学者（阮元）还在托勒密与哥白尼体系之间徘徊，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从”[57]。与上述观点相反的意见则认为，“西学的东来，犹如清新的春风，催促着孕育在古老帝国土壤中的启蒙思想的种子发芽，破土而出”[58]。甚而有学者将明末清初西学入华看作是中国的自然科学革命。[59]

笔者在日本洋学史以及中日西学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偶有所感，又翻阅相关资料，以为上述评价多有模糊之处，亟待澄清。于此斗胆抛砖引玉，以求学界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