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至16世纪止的科学史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还不很重要的话，那么进入17、18世纪，西方科学革命进入**。在这种革命力量的催动下，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风行，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国相继兴起，由此大大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几千年文明史发展定规的新方向。同时它也是向全世界提出的严峻挑战，它预示着各古老文明的历史光彩已成为过去，无论哪个民族，要想使自己不被历史抛弃，就要正视并积极应对这个新文明的挑战。迎接这次挑战的成功与否将决定着非西方各民族近代的命运。而中国恰恰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头阻绝了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逆转，正是两国近代走向不同道路的开始。

处的位置。短短几十年的禁教政策就使得中国知识界对外部世界变得孤陋寡闻。在这种盲目自大意识笼罩下，“中夏”终于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判断和反应能力，竟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打入“朝贡国”的名册。中国就是在这种夷狄观和“华夷秩序”观念的指导下来迎接西方势力第二次冲击的。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政府为打破这种“华夷秩序”，并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派使团前来北京。7月英使马嘎尔尼于大沽登陆，9月谒见乾隆皇帝，献上了洋枪和当时英国巨舰的模型，之后提出了关于通商的六项要求。就在这前一年，俄国使节拉克斯曼也为要求通商而来到日本。在这次历史性考验面前，日中两国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依靠兰学积累起来的海外知识，通过这次冲击听到了历史的脚步声，从而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幕府老中松平定信亲自指派官吏广泛搜集洋书，以学习四方之“理”，认识到西欧国家秩序与大君（将军）外交体制（指日本式的“华夷秩序”）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由此产生了民族危机感，断定为对付欧洲的挑战就必须加强海防，着手制定具体措施（参阅第三章第三节之“幕府与兰学”）。而乾隆皇帝面对英国炫耀近代工业技术、武器和试图打破华夷秩序的双重挑战，却向英王宣示了中国帝国的愚钝。“天朝抚有四海，珍奇宝物，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需尔国制办。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共享太平之福。”[49]可见当时清廷对后来置中国于绝境的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麻木到了极点，对英国的外交意图更是答非所问。在乾隆眼里，英国是同所有传统夷狄番邦同等的朝贡国，并没有察觉到这是西欧冲击中国的开始，因而怀柔蛮夷以“共享太平”的梦呓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由于对外部世界的闭塞，清廷始终没能捕捉住这次历史性的机缘。这一纸“堂堂正正”的谕旨实际是在宣告近代中国的厄运。

如果说对近代文明的孤陋寡闻和反应迟钝在上述相对和平的时代还无关紧要的话，那么到了激**的历史关头就成为民族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了。及至鸦片战争爆发，道光皇帝与群臣不知英吉利在何处。正如当时较开明的清吏姚莹所言：“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戈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50]

1862年福泽谕吉在伦敦遇到一位叫唐学埙的中国人，二人语及为使东洋富强就必须努力摄取近代西方文化时，唐氏问在日本能读洋书并兼教他人者有多少，福泽谕吉答约500人，旋即转问，中国这样的人才有多少，唐氏沉吟片刻，愧答曰，只有11人。福泽谕吉闻此叹曰，清国难望进步矣。[51]日本凭着对西方的知识和世界大势的了解，在伯理叩关时做出了敏锐的反应，顺应历史方向选择了开国，进而进行了明治维新，较早地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厄运。与日本相比，中国不幸被福泽谕吉言中了。

由上述可知，日本依靠一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西洋近代文化基础和健康的世界观念，在民族兴衰的紧要关头与时俱进，“在主要来自西欧的文明诸要素大量引入日本时，日本已经有了对其可以纵横自如加以支配的驾驶员”[52]，由此日本终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中国在这一个多世纪里积累起来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虚狂自大，且又延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因此，清末一般文人政客闭目塞听，“若问以亚洲之地舆，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也”。[53]这种对世界先进文化不屑一顾的无知，使中华民族错过了历史机遇，从而不得不经受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一个世纪。由此，不得不承认，对近代西方文化的不同反应成为近代中日两国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造成这种不同结果的还有其他诸多因素，这要留待以后专文论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