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挑战的第一个时期，也即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中国对以耶稣会为主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与之俱来的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保持了冷静的态度。

明末，士大夫阶层出现了以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人为首的西学重镇，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徐光启在《泰西水法·序》中，针对当时封建“硕学”们将科学技术视为末业的传统认识，指出传教士们的学问中“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推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术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1]简而言之，他认为西方科学的特征是“重实证、求实用”。徐光启本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求知精神与利玛窦合作，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译成《几何原本》前六卷，这在当时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徐光启不但是系统介绍西方科学的先觉者，同时也是中国人运用西方科学方法之先驱，体现了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科学精神。他力倡经世致用，为总结民间农业生产经验，“布衣徒步”，“广资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求精研，不穷其极不已”[2]。旷世名著《农政全书》即是上述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经世致用的典范。[3]徐光启不但对西方科学知识身体力行，而且细心揣摩，在较为深层的方法论方面，逐渐接近西方科学的核心。他察觉到西方科学以形式逻辑为指导的定理化的方法，并认为这正是中国科学中所缺少的思维方式。他指出：中西数学的差异不在“法”而在“义”，西方之“义”是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演绎逻辑体系，即它“能传其义也”[4]。他希望通过“由数达理”的途径，使中国科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也正是徐光启要把《几何原本》介绍给中国人的原因。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李之藻帮助傅凡际（Francisus Furtado，1587—1653）翻译了介绍西方逻辑学著作的《名理探》。李天经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世乃侈谭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西儒傅先生复衍名理探……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也格物穷理之大本原哉。”[5]爱因斯坦曾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体现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中）和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方法，看作是西方科学发展的两个伟大的基础[6]，而当时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重视形式逻辑的“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换言之当时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西学派开始接近西方科学的思想核心。

李之藻是明末西学的又一员骁将，一生参与翻译的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总计达三四十种，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领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寰有诠》《名理探》等。李之藻还热心编辑刊印他人的著作，其中以1682年刻印的西学丛书《天学初函》影响最大。该丛书共辑录了西学书籍20种，分为理编和器编两大部类，而器编皆为科学书籍。（见下表）李之藻积极学习、传播西方科学，表现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探求进步的开放精神。《天学初函》为中国科学技术领域增加了新的养分，尤其是《职方外纪》，“言五大洲各国之风土，民情，气候名胜等等……并刻有万国舆图，北舆地图、南舆地图。是书在明末，当然为地舆学之一种新知识，足以纠正中国古人天圆地方之许多谬见”。[7]

《四库全书》收录《天学初函》各书之概要

从上表可以看到，器编各书皆被《四库全书》编纂者全文收录。另外，理编中的《职方外纪》实际上是讲述世界地理的书籍，对此编纂者没有忘记将其全文照录。《四库全书》对《天学初函》各书的处理，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虽然对天主教书籍不感兴趣，但还是将其列入存目以备一说，这也足以反映了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宽容大度。《天学初函》之外，收录于《四库全书》的还有利玛窦的《乾坤体义》、南怀仁的《坤舆图说》、邓玉函与王征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等诸多科技类作品。

在明末西学的影响下，清初天文学、数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可谓佼佼者。“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极。”[8]他们主张“去中西之见”，“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目而取其精粹”，“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9]但是他们并非盲从西法，而是以“考证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10]，作为他们对中西学问作出判断的基本态度。

士大夫如此，明末清初，万历、崇祯、顺治、康熙各朝，也对传教士的正常传教活动采取了开明政策，同时通过传教士积极地摄取西方科学文化，表现出一种名副其实的“天国气度”。利玛窦去世后，万历皇帝特赐与墓地。当时有人向礼部尚书叶向高提出异议说：“自古外人来我中国，未有钦赐葬地者，何独厚利玛窦？”叶答曰：“他且勿论，只观其所著《几何原本》一书，发古人之未发，功在万世，仅此一事，即当钦赐葬地。”[11]由此可见当时知识界对该书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皇帝及士大夫阶层尊重先进外来文化，虚心向上的求实精神。清朝入关后，也十分重视传教士在科学技术上的特长。因推崇汤若望于天文历法领域的成就，任命其为钦天监监正。顺治帝更呼汤氏为“玛法”（满语：师父之意），认为中国历代历家“实不及尔（汤若望）”[12]，并时常召其至禁殿询问关于天象或朝政等问题，并亲临其邸，仅1656-1657两年间就有24次之多。[13]

康熙更是尊重西方科学的一代帝王，在位的60年间，对西方传教士基本上采取的是宽容、利用的政策。钦天监案的结局具体表现出康熙注重实学的理智态度。1664年杨光先基于“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洋人”[14]的观念，以“历法荒谬”“谋反”等罪名参劾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一时兴起钦天监大狱，拘捕传教士，判汤若望死刑。然而杨光先制历不利，康熙亲政后于七年（1668）命杨光先与南怀仁同测正午日影，结果杨氏所测不验，而南怀仁的推算则不差分毫。杨光先仍扬言：“中国乃尧舜之历，安可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若用西洋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15]在科学面前，康熙做出明断，革去杨光先钦天监监正职务，以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并开释所有在拘传教士。

康熙自己也对诸如天文历算、物理、医学、地理、测量等西方科学颇感兴趣，对传教士中“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被召至蒙养斋”[16]，并“几暇格物……为古今所未觏”。[17]康熙曾长期随传教士学习上述各门学科，而且“每次上课，他几乎没有一回不称赞欧洲科学的……对欧洲科学和向他施教的传教士赞不绝口”。[18]据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述：“皇上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达一两个小时。皇上亲自向我们垂询有关西洋科学、西欧各国的风俗和传闻以及其他各种问题。”[19]康熙对法国的科学文化尤为赞慕，他使用法国制造的工艺品，仿照法国科学院在宫中设立学艺院。日本学者后藤末雄在其《中国思想西渐法兰西》一书中，饶有兴趣地指出：“从这些事实看，康熙皇帝显然是位具有法国趣味的帝王。”[20]

由于皇室对西学的推崇，这一时期引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地图测绘、物理、机械、医学等各门科学，以及建筑、绘画、音乐等西洋艺术[21]。据王韬《泰西著述考》统计，仅1552-1674年间，传教士用汉文介绍西洋知识的著作，就有211种[22]。另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收录，这一时期翻译西书达86种（不含宗教类）。此外，自1644年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直到1805年有11名传教士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在这160年的时间里，传教士几乎垄断了这一职务[23]。可见，即使在禁教以后，精通天文历法的传教士仍然受到朝廷的重用。当然这时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尚属近代科学以前的体系，而且也还只限于士大夫阶层，但它终究为中国带来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科学知识来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对外部世界保持了一定限度的了解，防止了盲目自大的愚妄意识的滋生。

在这一历史时段里，日本却没有中国那么幸运。由于当时日本历史环境的原因，自1543年耶稣会士来日本传教至1639年德川幕府彻底驱逐传教士的近一个世纪，是日本历史上的“天主教时代”，而西方的科学技术仅仅是作为副产品而存在的。

1467年开始的应仁之乱将日本推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国混乱之中，使日本陷入文化虚脱状态。值此日本文化的灰色时期，1549年天主教耶稣会来日本传教，将异质的天主教文化传入日本列岛，并强烈地吸引着处于文化饥饿状态下的日本人。日本人对天主教趋之若鹜，信徒人数直线上升，一般估算，最多时达七十五万人[24]，而且波及从大名以至乞丐的各个社会阶层。在这一时期的日本，也曾经接受了一些随传教活动而夹带进日本的西方科学知识，诸如医学、天文学等领域，但是就其规模和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是无法与同期中国相比的。当然，另一方面它对后来日本的兰学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文化中，表现为正价值的是科学技术，而他们的宗教观念总的看来还停留在保守的中世纪。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因“礼仪之争”而禁止天主教，其间虽发生过南京教案和钦天监教案，但后来都予以平反，总的说来传教士基本上受到了公正的待遇。然而即使是在康熙年间宽容的气氛下，在数倍于日本人口的中国，信徒人数也仅有16万余人（1664）[25]，相当于日本天主教时代繁荣期75万信徒的22%。但是当时中国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趣却远远超过了日本。综观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的取向是不同的，即日本是宗教的，中国是世俗的；日本注重贸易利益，中国憧憬科学价值；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科技只是副产品，而在中国，西方科学是摄取的主要对象。正如德富稣峰所言：“在当时日本的耶稣教信徒中，能够达到像李之藻翻译《西学凡》那样学力的人，一位也没有。”[26]在日本随着严酷的禁教政策，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南蛮文化也随之夭亡。在中国虽也有过排耶之举，但从未走到日本那样的极端，而且也鲜少涉及科学技术领域。

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第一期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历史的答卷，相比之下日本则收获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