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正文化小议(1 / 1)

至此,可以对大正文化做一下盘点了。学界对大正时代在日本历史上所处地位的认识,历来都是不确定的,随着评价主体和角度的不同可能会做出迥异的判断。即便是日本的进步学者,也多认为大正时代的历史地位不及明治时代。笔者无意加入这场争论,而只是想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大正时代做一宏观上的价值判断。以明治时代作为参照系,来对大正文化作出判断,这在方法论上应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那么据此可以抽象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说明治时代的主题是“文明开化”,那么大正时代的主题就是“文化更新”。

综观明治时代,近代物质文明飞速进步,而于精神文化方面却没能深刻理解西洋社会文化的真谛。其实明治时代崇拜西洋之风的浅薄,当时就曾遭到永井荷风的严厉批评。荷风认为:崇拜西洋不在于西洋的物质文明,而在于植根在西洋人胸中的根本思想,甚至认为明治时代欧洲文明的输入“实在是丑恶之极”“明治的生活趋向浅薄恶俗”[55]。荷风批评明治现代化浅薄的观点是不错的。

现在可以比照明治时代大致梳理出大正时代较为明显的文化特征了。首先,明治时代是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物质指标为主导的推进物质文明的时代,而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生长刚刚起步就被“皇统文化”阉割了;而大正时代知识精英们通过对明治时代跛行现代化道路的反思,真正把文化的现代化置于应有的重要位置。其次,如果说明治时代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时代,那么大正时代一大批知识人则认为明治时代达到了追求新文明国家的目标,因而抛弃了明治时代极端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将眼光更多地投向了世界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第三,大正文化不再囿于明治时代以“皇统文化”为核心而虚构出来的“日本国体精神”的束缚,而是提倡现实理性,引导国民迈向精神解放的目标。这是一个聚精会神探索近代文化的时代,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兴盛的时代。此外,就社会文化担当者而言,明治时代是官僚和半官半学体制派知识人统治和活跃的时代,而大正时代社会文化担当者的主体向体制外知识分子转移,而且普通市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当然,大正时代仍然存在着极端西化与泥古传统的争论。谷崎润一郎就对西洋崇拜得五体投地,以至于因景仰西洋而宁可成为外国人,甚至埋骨外国。[56]而另一个极端则有远藤吉三郎激烈抨击并讽刺全盘西化主义:“吃生鱼片的日本人是野蛮,吃鲜红滴血牛肉的西洋人是文明;多神信仰是野蛮,一神信仰是文明”[57],远藤认为这是浅薄的“西洋中毒”。不过总体看,大正时代的文化倾向与明治时代相比,已经较少两个极端了。

总之,在从明治时代到第二次大战战败的日本文化史上,也只有大正时代才真正显现出“现代文化”的景象。大正文化的自由民主风气使日本充满了希望,如果这股清新闪亮的文化景象继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使日本免遭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毒害而放弃侵略战争的思维逻辑。然而遗憾的是,为日本带来社会进步曙光的大正文化,尤其是民主主义思想和运动与自由民权运动一样,仅只昙花一现,日本最终选择了黑暗,令人扼腕。究其原因,可作如下解释。

上述对大正文化的肯定判断是基于大正时代出现的新的文化倾向,而实际上大正文化并非阳光普照。

首先,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兵不血刃获取巨大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膨胀,成为经济暴发户,因而在文化上也显露出暴发户的轻薄和张狂,尤其是在对外问题上,各类右翼思想即属此类。

其次,大正时代,尤其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期,大规模虐杀朝鲜人、大杉荣被杀[58]、虎门事件[59]等各类恐怖事件屡屡发生,致使政治生活变得阴沉窒息。

第三,守旧势力仍然固守着国家主义的巢穴,“以‘思想善导’为目的的官制文化运动和组织运动也非常活跃,随着右翼的抬头,为昭和法西斯主义作了准备。”[60]关东大地震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造成了昭和初期的经济恐慌,致使社会动**,文化专制随之渐趋嚣张。

最后,以德谟克拉西为主导的各类欧洲思想突然大量涌入日本,恰似四季的花卉同时开放,令人目不暇接。时代没有给予日本人充分消化这些思想的时间,这使得本来就不太擅长纯观念思辨的日本人,似在云里雾里,因而仅仅成就了一些理想主义的梦想家。

我们不妨稍加设想,如果日本沿着大正文化的路径前行,或许会走向相对民主、和平的发展道路。这种假设并非没有意义,至少可以昭示人们,疯狂的昭和时代并非是日本的必经之路。观照今天的日本,高速发展时代已然逝去,就像昭和初期大正文化趋向末路,一批在朝右翼政治家与在野的右翼社会势力上下呼应,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昭和式的疯狂,而日本的有识之士群体似乎也正在酝酿着反击。这种为设计未来日本社会走向的博弈,又把人们带到酷似昭和前期的历史节点。这也许就是大正文化留给今天日本人的重要启示吧。

(本章第一节原载《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二、三、四节原载《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注释】

[1] 生松敬三:《大正期的思想与文化》,青木书店1971年,第5页。

[2] 中野久夫等:《大正的日本人》,鹈鹕社1981年,第126页。

[3] 《万朝报》1912年8月1日。

[4] 实际上许多社会事物在20世纪之交,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因而为叙述方便和顺应事物发展逻辑,本章有些内容会追溯到明治末期。

[5] 夏目漱石著、刘振瀛译:《我是猫》,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88—189页。

[6] 石田一良编:《日本思想史概论》,吉川弘文馆2001年,第301页。

[7]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学术编》,洋洋社1954年,第666页。

[8] 穗积八束直到1912年去世前,始终在病**支援上衫慎吉。

[9]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学术编》,第667页。

[10] 吉野作造:《论宪政本义及其有始有终完成之途径》,《中央公论》1916年1月。

[11] 《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1卷,新纪元社1946年,第45页。

[12] 吉野作造:《国家生活之一新》,《中央公论》1920年1月。

[13] 生松敬三:《大正期的思想与文化》,第81页。

[14] 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2》,小学馆1967年,第153—154页。

[15] 镇压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件,大衫荣、荒畑寒村、山川均、堺利彦等14人被捕。

[16] 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17] 大杉荣:《个人主义者与政治运动》,《大杉荣全集1》,世界文库1963年。

[18] 陈秀武:《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78页。

[19] 北一辉曾参与中国革命,并与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有过接触,其一生的思想和行动十分复杂。

[20] 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桥川文三编:《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筑摩书房1965年。

[21] 崔新京:《略论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形成》,载《日本研究》2001年第4期。

[22] 在日本主要吸纳了新康德主义中西南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的学说。

[23] 门胁卓尔:《日本对新康德派的受容》,载《理想》1989年7月。

[24] 门胁卓尔:《日本对新康德派的受容》。

[25] 参阅新岛繁:《大正期的思想与文学》,载《文学》1957年4月。

[26] 阿部次郎:《作为人生批评原理的人格主义的见地》,载《中央公论》1921年1月。

[27] 石田一良编:《日本文化概论》,吉川弘文馆1981年,第493—494页。

[28] 武者小路于1918年在宫崎县儿汤郡木城村建立的理想主义的农业共同体,被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称为乌托邦、“桃源乡”。

[29] 江口涣:《否定传统主义的价值》,载《日本近代文学大系58》,角川书店1972年。

[30] 参阅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概论》,第499—500页。

[31] 参阅大西克礼:《关于文艺上的民本主义》,载《帝国文学》1918年9月。

[32] 参阅有岛五郎:《一纸宣言》,载《改造》1922年1月。

[33] 津田左右吉:《文学中所表现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1》,岩波书店1980年,第49页。

[34] 芳贺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柏书房1974年,第168页。

[35] 中野久夫等:《大正的日本人》,鹈鹕社1981年,第11页。

[36] 指1886年明治政府公布的《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师范学校令》等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令,广义上说还包括此后公布的《高等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私立学校令》等诸多有关学校教育的法令。

[37] 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2》,第170页。

[38] 可参阅小原国芳等:《八大教育主张》,玉川大学出版部1976年。

[39] 关于两校概况可参阅中野久夫等:《大正的日本人》,第73—77页。

[40] 南博编:《大正文化》,劲草书房1965年,第121页。

[41] 1892年创刊,是明治和大正时期影响很广的报纸,但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损失惨重,之后逐渐衰落,1940年因“战时新闻整备计划”被“废刊”。

[42] 山本文雄编著、诸葛蔚东译:《日本大众传媒史》,第123页。

[43] 参阅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2》,第182、186页。

[44] 参阅山本文雄编著、诸葛卫东译:《日本大众传媒史》,第122页。

[45] 山本文雄编著、诸葛卫东译:《日本大众传媒史》,第148页。

[46] 南博编:《大正文化》,第244—245页。

[47] 孙继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报界的“转向”》,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200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48] 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载《夏目漱石全集》第12卷,角川书店1961年。

[49] 南博编:《大正文化》,第151页。

[50] 这些菜品至今仍然是日本大众餐馆和学校公司食堂的常见快餐。

[51] 三越百货源于三井家族于1673年开业的三越绸缎庄,1908年效仿英国兴建西洋式三层楼的百货商场,成为日本百货行业的先驱。

[52] 指1911年建造,具有欧派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帝国剧场,是当时一大文化景观,场内也有食堂和小吃店等设施。

[53] 有关大正女性文化的概貌可参阅南博编:《大正文化》,第255—263页。

[54] 南博编:《大正文化》,第7页。

[55] 永井荷风:《新归朝者日记》,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2》,筑摩书房1965年。

[56] 参阅谷崎润一郎:《独探》,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三卷,中央公论社1981年。

[57] 远藤吉三郎:《西洋中毒》,大空社1997年,第13页。

[58] 在关东大地震期间镇压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恐怖中,大杉荣夫妻及外甥三人被东京宪兵队以“不敬谋反罪”逮捕,并全部被甘粕正彦大尉杀害。

[59] 1923年12月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在虎门附近刺杀当时的摄政亲王裕仁未遂事件。

[60] 南博编:《大正文化》,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