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日本人的臣民意识，到大正时代开始向国民意识和个人主义转变。夏目漱石在1914年的一次讲演中通俗地解释说：“走街串巷卖豆腐的小贩绝不是为了国家，其目的是为得到自己的衣食之资。”并认为于太平之世“没有必要不厌其烦地吵嚷着国家”，而更应该重视“德义心高尚的个人主义”[48]。漱石还站在批判军国主义的立场上提出，战争除了破坏文明之外，不会有任何成果。漱石的议论在民众中也的确多有反映，甚至出现逃避征兵的现象，理由是服兵役乃浪费时间、妨碍实现人生目标，而且兵营内了无趣味，因而讨厌军队中机器般划一的共同生活。这种厌倦兵营生活者已非少数，当时的流行歌曲唱到：“我撇下双亲妻儿来当兵，哭泣三年而归，家屋却在漏雨。”[49]可见大正青年已经不想再为弘扬明治精神而无怨无悔地为皇国“奉公”，他们觉悟到自身应有的价值，因而要自由安排自己的正常生活。换言之，他们要抛弃为“国家文明”而甘为“臣民”的身份，憧憬为追求“国民文化”而为“国民”的自由人生。

国民正常生活意识与媒体发达等诸多因素的聚合，促动了一轮国民生活的向上和流行文化的空前繁荣。其间西洋文化又一次涌入日本，向社会民众生活中渗透，带动了诸如饮食、住房、穿着等生活方式的变化。明治时代西餐虽然已经比较普及，但还不足以成为普通日本人的日常主食，而到大正时代日本人日常饮食的菜谱中开始出现洋式风味的炸肉排、炸肉饼、扒牛排、咖喱饭等[50]。不过与西洋料理搭配的主食却不是面包，而是日本传统主食的米饭，这也可看作是外来饮食的日本化吧。

明治末年到大正时代引导服装潮流的“三越模式”颇引人注目[51]。所谓“三越模式”是以百货商场为依托的规模经营，以引领新潮时装为目标。“三越模式”突出一个新字，比如服装展示会上的时装隔日就可以零售，服装之外的各类百货商品也是品种繁多。此外，商场内还配有轻食快餐店、照相室等设施，场内更有乐队演奏西洋音乐。三越百货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开始制造时尚，比如请专业画家设计和服的图案，不断挖掘日本传统绘画中的浮世绘、琳派风格等构图，用于和服绸缎的图案，变传统为时尚的同时创出了文化市场化的途径。“三越模式”成为流行文化的发源地，以至于当时出现“今日帝剧[52]，明日三越”的流行语。此外，高岛屋（1919）、伊势丹（1922）等百货业巨头也都创建于大正时代。

大正时代政府为解决住房问题，开始推进住宅合理化、标准化计划，主要是推广带有近代设备的公寓式住宅。诸如：公寓建筑采用钢筋预制板材料、通过水泵供水并有净化装置、设有垃圾通道等。公寓区内还配备有食堂和浴池等公共设施。此类公寓中的高端住宅，被称为“文化住宅”，成为新中间层文化的象征。“文化住宅”的内涵不仅仅是指建筑外在的西洋化，而是考虑了住宅的综合合理化。比如：房屋采用玻璃门窗采光充足的同时也起到了保暖的作用；房内设有客厅；为出行方便，地点多选在铁路沿线，而大正时代也正是日本铁路修建的高峰期，为开发此类住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像这样工作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的分离，有利于促进工作意识与生活意识的分离。“文化住宅”确实改变了一部分日本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显现出它的文化功能。

随着报刊、书籍、电影等媒体实现规模化经营和生产，使日本开始进入文化产业化阶段，由此也造就了一个大众文化消费的时代。大正时代的文化消费生活是空前的，诸如：照相机、留声机、电影都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在引导生活新潮的银座，身着时髦舶来服装的摩登男女川流不息奔向他们的目的地——上演爵士乐的音乐厅或放映时髦影片的电影院。这些流行文化逐渐向偏远地区蔓延，并扩散到全国。随着交通的不断发达，旅游观光也成为时尚。

大正时代更惹人眼球的是出现了“职业女性”的概念。在上述社会观念和生活文化的变动中，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她们开始走出家庭，担当以往只有男子才能担当的社会角色。当然明治时代就已经出现大量的廉价工厂女工，但是大正时代的女性职业开始扩展。诸如：巴士售票员、餐厅和咖啡屋的服务员、事务员、电影明星等等，更有前述羽仁元子出任职业记者，创办刊物。总之，职业女性已经得到社会承认。[53]

伴随着女性步入社会，新的独立的女性文化也自然闪亮登场。进入社会的女性自有她们的风采，她们身着洋式职业装，留着入时的西洋式发型，模仿西洋人的化妆。这种装束上的移风易俗不仅仅是外在审美情趣的变化，它还具有精神解放的积极意义。职业女性对服饰的需求，刺激了新的产业出现。前述“三越模式”与此不无关系，化妆品产业的发展也自不待言。与服装相配套的女性美容院也开始盛行，位于银座的资生堂推出了为女性提供洋装、美容、美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整体设计服务，并邀请美国美容师来日本各地做演讲和现场技术展示，使西洋美容理念和技术普及到全日本。另外，电影女明星的出现也为这场女性消费文化推波助澜。随着电影开始启用女演员，便不断出现女明星，并取代了男明星的地位，这种变化在增加电影吸引力的同时，还出现了“女明星文化”。从明星的服装、发型、化妆到影片插曲等诸多元素一起展示了“女明星文化”的光彩，并招来大批追星族的效仿。“女明星文化”不断成为社会的公共话题，并引导着女性流行文化的潮流。

总之：“宏观而言，如果明治是生产文明，那么就能看到消费文化是大正的特色。生活文化的需要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从文明生活转向文化生活。”[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