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时代的报纸空前发达,究其原因,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吸引广大读者之外,报社大多形成股份公司,其经营性质已经成为牟利的经济行为。另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还应归功于明治时代基础教育的普及,可以说对文字新闻信息的需求几乎扩大到全体成年日本人。由此,报纸的发行量比起明治时代形成了重大突破,以《大阪每日新闻》发行量的增长速度为例,大正元年的1912年发行数量为28万份、1916年为46万份、1921年为71万份、1924年为111万份、1926年(大正15年即昭和元年)为123万份。[40]当时影响全国的大报还有:《报知新闻》《东京日日》《东京朝日》《国民》《时事新报》《万朝报》[41]《大和》《读卖》等等。随着报纸发行量的扩张,商业广告收入不断增加,这样可以不再依赖于他人的资金资助。经济的独立带来经营方式和办报方针的独立,由此才有可能做到新闻自由,建立自身在新闻观点等方面的特色和独立性,这是报纸商业化带来的一个本质性的变化。报社不再对投资人负责,而是要考虑读者的需求灵活办报,在坚持报道第一原则下,充分注重社会问题和文娱体育等事项,从而使报纸无论在经营方面,还是社会效益方面都进入良性循环阶段。除全国性的报纸杂志外,大学也开始发行报纸,如庆应义塾大学发行的《三田新闻》、东京帝国大学的《帝国大学新闻》等,整个大正时期国立、公立、私立大学的学生报纸不断出现。
大正思想的百花齐放刺激了杂志的迅速发展,诸多刊物与思想互为激励而相映成趣。如前所述,《太阳》杂志成为上杉慎吉与美浓部达吉的论争战场,而《中央公论》成为吉野作造一派的宣传阵地。
以知识界为读者群的综合性刊物《中央公论》,站在大正民主运动宣传的前列,几乎每期都请吉野作造为杂志撰写文章,为《中央公论》赢得了“指导性言论媒介的声誉”,因而“取代了《太阳》杂志,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42]。此外大正民主运动还促生《改造》(1918)、《解放》(1919)等刊物后来居上,《改造》创刊不久便与《中央公论》占据了两大综合杂志的地位。此外,1919年创刊的《我等》、1923年创刊的《文艺春秋》、《经济往来》(1936年改名为《日本评论》)、《日本及日本人》等也占有一席之地。
大正及昭和初期各种思想、主义也都在发行自己的刊物,宣传自己的主张。引人注目的是左翼社会主义和站在对立立场上的右翼的刊物。
较早发行的社会主义刊物是堺利彦创办的《新社会》(1915年,之后两次改名为《新社会评论》《社会主义》),之后左翼思想家们发行的刊物激增,如:《近代思想》(1915)、《文明批评》(1916)、《青服》(1916)、《社会问题研究》(1919)、《社会主义研究》(1919)、《播种人》(1921)、《马克思主义》(1924)、《文艺战线》(1924)、《劳动新闻》(1925)、《无产者新闻》(1925)、《劳农》(1927)、《赤旗》(1928)、《无产阶级科学》(1929)等等。1925年公布《治安维持法》之后,对言论控制更加严酷,左翼经常受到干扰,以至于时常陷入无法按期出版等状态。
与社会主义正相对立的右翼团体也纷纷创办刊物,如黑龙会的《亚细亚时论》(1917年改名为《黑龙》)、国本社的《国本》(1922)等。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渐行猖獗,新创刊物迅速增加,如:青天会的《日本》、国本社的《国本新闻》、大川周明等行地社的《日本》、日本国家社会党的《维新日本》、新日本国民同盟的《锦旗国民军》、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全国协议会的《前进》、皇道会的《皇道》、明伦会的《明伦》、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学盟的《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到1935年右翼报刊杂志达到90种。[43]
于上述政治性刊物之外,面向普通大众的知识娱乐性启蒙杂志也在大正时代大行其道。其中讲谈社可谓创办此类刊物的大户,除明治时代创刊的《雄辩》《讲谈俱乐部》之外,大正时代创刊的另有《少年俱乐部》(1914)、《趣味俱乐部》(1916)、《妇女俱乐部》(1920)、《现代》(1920)、《少女俱乐部》(1923)、《国王》(1925)、《幼年俱乐部》(1926)等面向特定人群的七种杂志,合称“讲谈九刊”。其中《国王》创刊号销售74万册,翌年达到150万册[44],昭和初期讲谈社杂志发行总量“达到600万册,占日本杂志市场的70%—80%”[45],被称为“杂志王国”。此外,另有博文馆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发行的娱乐性杂志《新青年》,以侦探小说、漫画等时尚的内容和诙谐的风格深得读者喜爱。
随着大正时代女性逐渐走出家庭,专门以女性为读者的刊物也成为一大类别,除上述讲谈社几种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诸如:1916年中央公论社创刊的《妇人公论》、1922年改造社创刊的《女性改造》等,都比明治时代创刊的《妇人世界》等刊物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此外还有《妇女界》(1913)、《妇人界》(1917)、《妇女之友》(1917)、《妇人画报》(1922)等。这些刊物促成了新的女性文化的形成。
上述罗列的报纸刊物的爆发之势,可以反映出诸多当时的社会信息。比如,社会政治热点和变化的过程,当然社会媒体的发达不仅可以宣传自由民主,也可以用于右翼团体宣传法西斯主义,这柄双刃剑的双刃同样锋利。再比如,媒体的发达带来了信息传播速度的空前迅捷和传播范围空前广阔,无论是城市农村还是国内国外,读一份报纸便可一目了然。媒体的发达促成了更大规模的大众化社会信息共享,从而为各类思想运动、民众生活内容的更新、大众消费文化的流行搭建起宽阔的平台。
大正末年又一种新媒体无线广播技术登陆日本。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是美国匹兹堡广播电台于1920年11月开始的,1922年已拥有收音机200万台。日本受此刺激在1925年3月也开始了无线电台的播送。这一新工具可以说是传媒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时任东京放送局总裁的后藤新平列举了电台广播的四项新功能:第一是文化的机会均等;第二是家庭生活的革新,合家围坐在收音机旁,享受家庭生活的团栾;第三是实现教育的社会化,改眼为耳每天都可摄入各种学问知识;第四是促进国内外各类经济信息的快捷化。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电台广播不亚于当代人对互联网的青睬。然而,在广播电台建立之初就受到严格的控制,后藤新平就表示过他的担忧:“如此文明的利器,必须要给予最周密科学的注意,极力避免混乱和误用,若利用方法失当,反而会招致不测之祸。对此必须时常铭记在心。”[46]后藤新平的担心不幸被言中,不过这个“不测之祸”并不是电台变成了《中央公论》那样的“麻烦制造者”,而是在侵略战争中成为鼓噪战争的机器,为日本民族招致灭顶之灾。这又一次告诫人们,脱离文化的“文明的滥用”会造成何等惨痛的悲剧。
所有媒体进入昭和时代都逐渐受到来自政府的管制,甚至遭受右翼势力的破坏,及至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传媒界已无言论自由可言。到1939年提出停刊的报纸杂志达500多家,“从1940年起内务省还根据《新闻事业令》,加紧进行‘一县一纸’(每个县只存一种报纸)的合并措施……除东京、大阪两大城市外,各地均实现了‘一县一纸’”[47]。更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大正时代以来以自由民主和社会进步为己任的《中央公论》和《改造》杂志,虽然已经“转向”,但还是出现编辑或作者遭笔祸事件,军部终于“忍无可忍”,于1944年解散了中央公论社和改造社,《中央公论》和《改造》杂志于同年7月被东条内阁勒令停刊。在日本军部控制下,媒体只剩下了为战争服务的一个声音,“异端之声”彻底沉默到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