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一方看，大正时代的教育仍然执行着明治时代以培养帝国忠顺臣民为指导思想的《学校令》[36]的国家主义“教化统制”方针，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而有所加强。日本政府为统制思想、宣扬国体，于1917年9月设置了独立于文部省之外、直属内阁的“临时教育会议”。“会议”对大学教育的态度是：“今后之大学在于存国风之美，以其中本邦特有之国家思想之磅礴，整备真正帝国之大学的资质，务使达到愈加完善之境”，为此“必需专意于人格之陶冶及国家思想之涵养”。[37]显然政府的这种方针与大正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将大学教育的目的定位在国家至上主义，与大学本身应该具有的自由气氛南辕北辙，因而遭到抵抗应在情理之中。

1920年发生了“森户事件”。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森户辰男于《经济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研究》，被在上杉慎吉指导下的“兴国同志会”看做是超出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研究的范围，是“威胁国体的危险思想”。森户随即受到停职处分，杂志署名编辑大内兵卫副教授被起诉，同年10月22日大审院以“紊乱朝宪”罪判处森户禁锢三个月、罚金40元，判处大内禁锢1月、罚金20元，两人均被取消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职位。然而，对思想的镇压并没有使大学得到政府所希望的安定，几乎就在“森户事件”发生的同时，相继出现了东大“新人会”、早稻田大学的“民人同盟”和“建设者同盟”等大学生思想结社，被认为是宣告了“知识界的黎明”。

与上述政府的教育统制相比，大正时代的自由教育运动有声有色，尤其引人注目。

20世纪初伴随着欧美资产阶级的不断成长，杜威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新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潮，主张立足于自由民主思想、尊重儿童等受教育者的人权、尊重经验主义的自由学习。对此，早在1906年留学欧美归来任东大教授的谷本富（1867—1946）就将这种教育理念带回日本。谷本在《新教育讲义》中提倡“自学辅导主义”的教育方式，在教育界引起极大反响，并出现了积极的实践者。

1907年兵库县女子师范学校主事及川平治（1875—1939）依据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其所属的明石村附属小学推行名为“分班式动的教育”的自由教育示范，即根据学童的个性和能力差异等诸多因素，实行分班教育，还提出“学习即生活”的新的教育理念，从而将历来以教师为中心的注入式教育，变为学童中心主义。“及川式”教育吸引了大批来取经者，大正初期每年来校参观者达万人，成为新教育运动的滥觞。及川自己虽然只有师范学校的学历，但却成为当时日本自由教育运动的创始人。继及川之后，中村春二（1877—1924）于1912年在东京郊外创立了成蹊实务学校，采取尊重个性的自发主义教育理念，彻底摒弃传统教育方式。成蹊实务学校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被认为是反映大正德谟克拉西时代潮流的新型学校。此外，还有奈良女子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木下竹次（1872—1946）提倡“合科学习法”，即为消除机械地分科学习的传统，提倡在小学低年级使用以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中心、将各门科目有机结合为一体的教材，由此使学生在提高实际生活能力的同时学习知识。从1920年起木下在附属小学实践他的教育理论，引起不小的反响，甚至学校所在地的奈良也成为自由教育的中心地区。

自由主义教育思潮风靡大正初年的教育界，新的教育主张和实践相继出现，到1921年新教育运动发展到高峰期，出现了号称“八大教育主张”的各种教育理论。这些理论是：及川平治的“动的教育论”、稻毛金七“创造教育论”、樋口长市“自学教育论”、手冢岸卫“自由教育论”、片上申“文艺教育论”、千叶命吉“一切冲动皆满足论”、河野清丸“自动教育论”、小原国芳“全人教育论”。[38]仅从这些理论命题也可窥见大正时期日本教育界“求新求用”的风尚，可以说是大正德谟克拉西风潮的典型反映。

“八大教育主张”进一步催生了诸多以新教育理念为指导的新兴学校，并在20年代扩散到全国。其中1921年4月羽仁元子创立的自由学园和西村伊作、与谢野晶子等人创立的文化学院颇具特色，两校自由和文化的校名显现着大正时代的社会风气。羽仁元子（1873—1947）中学时代即受洗入信基督教，1901年成为日本第一位职业女性新闻记者，与报纸新闻社同事结婚后退职，1903年发行《妇人之友》杂志。自由学园是不受文部省管辖的七年制女子中等教育学校，办学方针崇尚自主、自由、自治和创造性。文化学院是男女同校的初中学校，办学口号是“确立自由和个人”。文化学院教育的最大亮点是诸多文化教育界名流来校授业，除西村伊作、与谢野晶子亲自授课外，受聘来校讲课的有：有岛武郎、岛崎藤村、正宗白鸟、美浓部达吉、桑木严翼、长谷川如是闲、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人，足见文化学院的“文化品位”。文化学院不仅教学新潮，其男女混校而且同桌的形式，在当时的日本是空前的，因而被看作是“异端学校”。这种异端在政治上也有所表现，1940年“建国2600年纪念”

之际，西村却提出“哪一年之类的事不值得特别庆祝”，因此类问题西村多次受到审查，终于因讲义内容触犯“不敬罪”而遭拘禁。1941年文化学院也因“不符合大日本帝国国是”而被强制关闭，1946年才得恢复。[39]

上述诸般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虽然名目繁多、风格各异，但确有共同之处，即尊重学生个性、关心生活实践、促动自主学习，这是对学校教育游离生活状况的反省。这场普及到全国的新教育运动可以看做是在大正相对自由的社会气氛下，对明治时代沉闷呆滞的国家主义教育的反抗，尤其是开发学生个性，促动学生独立思考的教育方针，在客观上是对“教育敕语”奴性教育桎梏的反叛。然而，进入昭和时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不断猖獗和对外侵略步伐的加速，“日本教育的春天”被全面扼杀，学校教育完全被编入战争体制，成为培养战争工具的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