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社会氛围中，除上述在远离政治温文尔雅的精神气氛中谈论人文问题的观念型知识贵族主义之外，还活跃着一批旨在真正理解民众物质和情感需求的知识分子。长谷川如是闲指出了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即当时已经形成了以所有欲和支配欲为基础的少数者阶级的“现代文化”，而在这个“现代文化”中，民众的“生活事实”被完全排除在外。为此长谷川主张，文化必须以民众的“生活事实”“生活意识”为依托，即“民众化”是至关重要的。[30]这种立足于民众的文化观念顺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骤然激增的现实。社会各界也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这种趋向，大衫荣等人提出了“民众艺术论”，而大西克礼（1888—1959，美学家）在“文艺的民本主义”的论题下探讨了无产阶级艺术的问题[31]。有岛五郎对“第四阶级”（时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文化更是充满期待，认为：学者和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学说来指导第四阶级成长的思维方式完全是“僭越行为”，第四阶级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32]

由民俗学家柳宗悦（1889—1961）和柳田国男（1875—1962）倡导的“民艺”运动也反映了尊重民众的趋向。顾名思义“民艺”即民间工艺和技艺。“民艺”运动提倡人类的创造力，反对民间器具等工艺品的批量生产，以此来保持不知名的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们的技艺，其实这也是通过艺术美感的效果来保存民众日常生活的感受。“民艺”提倡保护工匠们的人格尊严，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一种艺术创造。通过“民艺”运动，大量反映传统民间工艺技术的作品被收藏于博物馆，诸如木雕、金属皮革、各类纺织印染、烧瓷、竹器等等，供专家研究和游客欣赏。可以说这个运动为后来日本保存传统工艺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在今天日本高度现代化的大城市仍然还能看到不少“民艺”作坊。这些作坊的作品也经常出现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中，成为日本传统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正时代还有一种通过学术研究切实颠覆“神皇一统”而讨回人之尊严的思想，或可称为“学术人文”思想。这里只想提示一下津田左右吉（1873-1961）“去神存人”的“记纪”研究成果。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社会背景下，历史学也开始注重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并逐渐构建起文化史的方法论。津田左右吉开创了以文学作品为素材，进行国民思想研究的新领域。津田的主要著作有：《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19）、《日本神代史的研究》（1924）、《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等一系列著作，并同时集成《文学中所表现的我国国民思想研究——贵族文学的时代》。津田的“记纪”研究直指“日本神国说”，提出：“‘记纪’中的上代史至少是神功皇后以前的部分，不能当做严密意义上的历史，那以后的部分作为趣味的物语之类的插话也不能看做是事实，这些条目下所记载的歌谣绝不是那么久远的古作。”[33]由此逐渐剥下了被“记纪”神化为神代史的日本古史的面纱，使得日本古代史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津田还对本居宣长等人的神代史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以“记纪”神话中的创世之说、大国主命让国、天孙降临和神武天皇东征等一系列故事构成的天皇是天照大神后裔的说法，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宫廷有目的蓄意制造的虚拟世界，从而建构起日本古代史实证研究的基础。“津田史学”对“记纪文化”发出的质疑和向“天皇神权”的挑战，对明治以来通过捏造建立起来的神国史观，无异于釜底抽薪，因而其影响远远超出历史学研究的范围。津田史学是对日本古代历史文化领域的一次总结算，“是启蒙思想史学的体现者”[34]，甚至可以认为是对美浓部达吉弱化天皇权威理论的曲折支撑。从这个角度说，原本属于史学领域的津田“记纪”研究，在大正时代的学术、政治领域和人文思潮中都是一个耀眼的亮点。

由上述可知，大正文化在经历着一个关键性的转型，其间表象与具象、理念与现实、文化贵族主义与民众文化主义，多方交织混杂，其中诸多思想又难以解决自身理论所存在的悖论。也正因如此，大正时代的自由民主与人文思潮没有本身的归宿，“自由、文化、民主诸神仅只留下瞬间的‘微苦笑’便离去”了[35]，因而不得不在昭和时代的动**期重新经历一场全社会的文化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