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民主运动反映了日本政治文化的重大变化，回顾日俄战争之前的明治时代，强调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几乎被日本人毫无置疑地接受了，可以说国家主义是社会政治的核心。民本主义强调政治的目的在于人民的幸福，无疑是对把国家利益绝对化的国家主义的一种反拨，提示出追求个人幸福的诉求。与此同时吸引人们眼球的还有与新康德主义等哲学思想联袂登场的以人为主题的人格主义、文化主义、人道主义等人文思潮，也对日本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阿部次郎（1883—1559）提出：“所谓人格主义，至少在关系到人的生活方面，人格的成长和发展是至上的价值，与此第一义的价值相关联，它将规定其他所有的价值意义和等级。”[26]可见，阿部已经将“人格主义”看作评判其他所有价值的终极标准，从而对作为日本国家伦理基础的“国家至上主义”以及对外扩张主义提出了质疑。换言之，与国家相比，人格的价值更应处于优先位置。

桑木严翼使用的同类概念称为“文化主义”，桑木解释说：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概念，即是与人类活动“现实性”相对的“理想的”生活和事业。文化是“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是以“人格的自我观念”为基础的，反对将自然界和动物间生存竞争的原理引入人类社会，否定强制规定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专制主义，并以文化主义反对扰乱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桑木的话说：“我所说的文化主义，用现今流行语言或可称做‘德谟克拉西’、或是包括永久和平、国际联盟、改造世界等诸端。”[27]总之，桑木意在拒绝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思想虽非旗帜鲜明地对抗国家主义，但的确是在阐释着与国家主义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

大正时代还出现了人道主义的践行者。作为白桦派的人道主义者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受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影响，为宣倡同胞之爱、人类之爱，建立了体现人文关怀的“新村”[28]，以实现劳动平等与兼爱的理想社会之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仅谈及同胞之爱，而且将其升华为超越国家民族的人类之爱，是作为“世界人”在提倡人类大爱。左翼作家江口涣（1887—1975）还针对当时文学领域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把民族特质作为最高价值的倾向，提出：今后的方向是“世界人主义文学”[29]。

上述诸种主张或受国际民主潮流的影响，或出于对人性本身的探求，虽然使用的话语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诉求不约而同地将批评的对象聚焦于国家主义。长谷川如是闲更针对“本国绝对至高无上”的道德判断提出，国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应该实行人道主义。这是对明治时代无限制的“国家膨胀论”和“力的福音”等自国本位的自私政治理念的深度反省。不过，由于这些思潮并没有提出彻底否定国家主义的理论，因而似乎也没能彻底动摇国家主义的基础，然而对国家主义的种种质疑，毕竟使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国家主义是否是最合理的目标。

如前所述，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以及持有人格主义、文化主义、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群，在弱化国家权威的同时，提高了民众的社会地位。他们主张通过给予民众参政权，使民众成为公正的政治监督者，并期待民众成为支持民主政治的灵魂，政治道义的判定者。但是，他们虽然承认民众是政治的监督者，但对民众超出此界限的诉求却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即否定民众作为主动者或者说是政治生活主体的地位。尤其是站在人格主义、文化主义、人道主义等理想主义的立场上，对民众为争取自身生存幸福权利而采取的敌对行动，显示出排斥的立场。他们认为应该将“少数贤达”作为政治的指导者。吉野就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以民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并称此为“哲人主义”“天才主义”。

阿部次郎的人格主义和桑木严翼的文化主义，也是以物质主义、自然主义为批评目标而提倡“人格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这种重视观念的理想主义很难顾及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受新康德派影响提出文化主义主张的左右田喜一郎甚至认为：“真正的民主主义”应该是努力在特权与非特权阶级之间进行“文化价值”规范上的协调，而且“真正的民主主义”必须是“建立在差别主义之上的民主主义”，从实现“文化价值”的角度看，阶级的对立只不过是“形而下”的差别。

可见无论是民本主义还是各类文化主义的背后都隐含着“知识贵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一方面需要民众作为民主主义的同盟军参与政治，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对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求作出回应，从而成为“形而上”的画饼，这便造成了文化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如此一来，这批民主主义者在批评专制政治的同时，也没能真正与民众结成政治和文化上的同盟。他们自闭于“知识贵族”的小天地，成为悬在空中的漂浮势力，大大削弱了自身自由民主主张的社会效应，也缩短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