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日本近代人文科学中起步较早的学科，可以说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就是在移植西洋哲学中展开的。如果说大正时代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民本主义，那么大正时代的哲学核心则是新康德主义[22]。康德哲学于19世纪70年代在德国的复兴，是对唯物论和经验论的一种反拨，有其时代的要求。当时德意志完成统一步伐，并开始快速发展成为欧洲后来居上的新型帝国。而从日俄战争到大正时代的日本，正如俾斯麦时代踌躇满志的德意志，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再加之明治中期以后日本就在诸多领域以德国为榜样，于是在德国兴盛一时的新康德主义便顺理成章地流入日本，并占据了哲学界的主流地位。

大正时代正是桑木严翼（1874―1946）、朝永三十郎（1871―1951）、左右田喜一郎（1881―1927）、西田几多郎等一批哲学家活跃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新康德学派的全盛时代，当时日本年轻的哲学家都在学习新康德派。”[23]大正的哲学思想是从桑木严翼等人移植新康德派哲学开始的。桑木出身东大，曾一度在京都大学任教，后留学德国期间倾倒于康德派的批判哲学。回国后执教于东大，讲授哲学和哲学史。桑木于1917年出版《康德与现代哲学》一书，标志着日本对新康德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始。桑木依据新康德主义中西南学派的理论，强调哲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独立于‘我’之外的实在”，而应该研究“物与我的关系”，并提出理性才是建立价值观的基础。

新康德派哲学引起人们的关心，还有赖于西田几多郎的《现代理想主义的哲学》（1917）一书。西田以新康德学派、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柏格森的直观哲学为中心，论证了现代哲学主流是浪漫主义的。西田的这种理解也代表着大正时期的哲学倾向。与此相关，桑木严翼也曾在其《现代思潮十讲》中，从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谈起，言及功利主义和新实在论，其结论是：现代思潮一定是脱离实证主义的理想主义，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就是理想主义的代表。日本新康德主义阵营的著述还有朝永三十郎的《在近世“我”的自觉史》等。另有左右田喜一郎著《经济哲学的诸问题》《文化价值与极限概念》，运用李凯尔特的方法分别尝试建立经济哲学和文化科学。由此，新康德派哲学成为当时日本学院派哲学的主流，后述“文化主义”等人文思潮的盛行可以说就是新康德主义的日本版。需要说明的是，对新康德学派的吸收也并非仅仅是被动接受，西田几多郎就在与新康德派哲学的对话与质疑中，论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1917年西田继《善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作为西田哲学又一基础的《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其“核心内容即是与新康德派李凯尔特的交锋”[24]。

新康德派哲学反对科学决定论，认为科学认识是有限界的，因而也对实证主义和唯物论提出质疑，实际上是站在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对立面，再观照后述人文思潮，不难看出这种哲学的资产阶级立场。另一方面，这种哲学提倡以注重个人理性来充实自我，这就在客观上显现出摒弃国家观念的意向。这种哲学指导下的个人主义特征是：限定在不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的范围内，同时也回避与既成的统治体制发生关系。[25]应该承认新康德主义哲学对大正时代人们的自由思考风气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上述来自德国的属于学院派的新康德学派相对，大正时代还存在着来自英美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在野哲学派别。英美派哲学的扛鼎人物是留学美国归来的田中王堂（1867—1932）。田中依据美国哲学家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发表《从书斋到街头》《哲人主义》等文章，与桑木严翼等东大学院派哲学家们展开论战。田中将自己的哲学自命为“市井哲学”，他提倡生活的哲学，主张彻底的民主主义，并认为彻底的民主主义必须依赖彻底的个人主义。另一位自称“市井哲学家”的在野哲学骁将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对新康德学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长谷川如是闲认为德国唯心论哲学游离现实生活，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田中王堂和长谷川如是闲分别活跃于《中央公论》和《朝日新闻》等报刊，频频发表评论，这种站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立场，反学院派官学、反唯心主义的倾向，似乎更符合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时代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由岩波书店从1915年开始出版面向社会的大型《哲学丛书》。丛书由西田几多郎、桑木严翼、夏目漱石、三宅雪岭等为顾问，执笔者都是当时哲学大家，诸如阿部次郎著《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田边元著《最近的自然科学》、石原谦著《宗教哲学》、安倍能成著《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等等。这套丛书的出版，促成了一股哲学热，使哲学走出象牙之塔而向民众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