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各种进步和革命思想相对，大正时代国家主义也仍然很活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8年11月起，因军需订货戛然而止，日本物价暴跌，尤其是钢铁和军需产业。1920年又逢世界性经济危机，致使日本社会矛盾激化，劳资纠纷激增，出现万人以上的大罢工。1920年在东京上野举行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五一”集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华盛顿会议和凡尔赛会议上得到了诸多权益，但同时也受到欧美国家限制，英国宣布中止英日同盟，日本的侵略扩张一时间受到遏制。与此同时，1919年在朝鲜和中国分别爆发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焦头烂额，陷入国际困境。法西斯主义正是利用了日本的内外困境，一方面反对“软弱”的政党和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也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在社会动**中，利用广大民众对秩序的诉求而蛊惑视听，并建立集权专制的法西斯统治的。在日本也不例外，上述内外形势刺激了国家主义的升级，诸如大正赤心团（1918）、大日本国粹会（1919）、赤化防止团（1920）等法西斯团体相继形成。尤其是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结成的老壮会（1918年）、犹存社（1919）对后来昭和时代日本军国主义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主义本来是明治时代之初针对来自欧美列强的侵略而生成的建国理念，之后逐渐发展到日本是黄种人阻止白种人侵略的保护神的意识，由此产生了以日本为主导的所谓的泛亚细亚主义。他们认为在亚洲只有日本保持了独立，而且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因而要想拯救亚洲就必须普及日本精神。

1919年北一辉（1883—1937）[19]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20]，主要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或者说是三个步骤：第一、利用天皇大权通过政变改造国家机构；第二、提出建立新的国家统治机构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第三、建立统治广阔地域的大帝国。他认为只有国民在天皇大权之下形成大同团结才能度过危机，因而为此要“清君侧”，即进行铲除妨碍天皇与国民结合的军阀、财阀、政党、华族等势力的政变，甚至提出停止执行宪法三年，总之是必须要实现天皇亲政。在对外问题上主张以武力“解放亚洲”的侵略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法西斯主义著作还有权藤成卿的《自治民范》（1919）、安冈正笃的《日本精神之研究》（1924）、大川周明的《日本及日本人之道》（1926）等，极力宣传日本精神和日本主义思想。与法西斯主义思想遥相呼应，还出现了刺杀财阀安田善次郎和内阁首相原敬（均发生在1921）等一系列恐怖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舆论界针对日本的不断扩张，出现了防患日本的“黄祸论”，并于1924年通过了排日移民法案。法西斯主义者们趁机煽动国民，大肆宣传法西斯思想。这种思潮即是后来以天皇为中心的军部统治和日本妄图称霸亚洲及世界的八纮一宇梦幻的源头。

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兴起在世界上并不落后，从法西斯团体出现的时间看，与1919年3月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战斗团”（又称黑衫党）几乎同时，有的甚至早于意大利法西斯的出现。从出现法西斯理论著述的时间看，1919年北一辉撰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更早于1925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法西斯思想还处于初级阶段[21]，而且法西斯主义与当时大正民主潮流格格不入，因而在大正时期对日本社会并没能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到昭和时代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社会肆虐，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成为“二二六事件”等法西斯主义以恐怖政变夺取政权的“圣典”。

在上述各种政治思想中，日本最终选择了法西斯主义。然而，大正的进步思想并非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插曲。大正时代的思想文化精英们摒弃了明治中后期甚嚣尘上的国家至上和唯本民族独尊的思想，成就了大政时代的思想解放，他们敞开胸怀重新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投向欧美思想的前沿。而这种风气为战后思想家所继承，形成了战后日本又一次新的思想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