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社会大环境之下，人们被压抑日久的思想突然爆发，大正时代可以说是“主义”盛行的时代。德谟克拉西是大正文化的基础，而自由主义又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支撑。按照日本学者的话说：“‘大正自由主义’……是德谟克拉西德精神的核心。”[6]顾名思义，对于个人来说，自由就是排除来自外部的压制，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言论等思想行为。

自由主义思想支撑下的社会民主运动在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已经显现出来，但那时只限于在政争中下野的政治家和极少数思想精英们的“演剧”，因而在从武士变身形成的“有司专政”的藩阀政府的强力利诱和镇压下偃旗息鼓。而大正时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日渐羽翼丰满，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一股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结成政党，并吸引着普通民众、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农民等，兴起了反对专制政治的社会民主运动。

大正时代之初，从明治时代承受了种种社会危机：“大逆事件”显露出的政治危机、东京市电六千人的大罢工反映了民众生活的困窘。在对外方面，因吞并朝鲜而招致朝鲜独立运动的抵抗；又因辛亥革命日本趁火打劫出兵中国，为此军部要求增设两个师团。对此，政府和资产阶级为保证与其他帝国主义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反对为军备扩张而增税，并向政党捐资以遏制军部的专横。对此，军方抬出军阀巨头桂太郎出面组阁，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反对之声。第三次桂内阁试图解散反对军部的议会，但民众示威声援议会，甚至袭击支持桂内阁的报社，焚毁警署、岗楼等，“倒桂运动”波及京都、大阪、神户、广岛等重要城市。虽有大正天皇通过诏敕制止政争，但短命的第三次桂内阁（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11日）最终仍没能逃脱总辞职的结局。这是首次以民众的力量倒阁成功，意义重大，它宣告了仅仅依靠天皇的权威而没有议会为基础的政府终难一手遮天，也显示了民众政治热情的能量，这是日本近代史上值得特书的一笔，也预示了大正时代社会文化的前景。

民主势力和民众与军阀政治几经较量，结果于1915年成立了以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为首相的内阁，重新建立起军阀专制政治。作为对专制政治的抵制，以民本主义为旗帜，营造了大正民主文化的社会氛围。

大正民主运动包括了以两次拥护宪政运动（1913年和1924年）为线索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与藩阀军阀官僚势力对抗的除政党势力之外，还聚集了实业家、学者、新闻界人士和一般民众。它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还对大正社会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民众就曾经因为不满日俄条约而进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反政府运动，但后来逐渐演变为反对专制、支持民主政治的运动。

在大正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中，美浓部达吉和吉野作造可称双璧。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1873—1948）是位法学者，曾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英法等国。主要著作有：《国法学》《日本国法学》《宪法及宪法史研究》等。美浓部达吉的著名理论就是“天皇机关说”，主张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主权属于国家所有，而治权则是天皇监督行使。天皇是国家的最高机关，但要受到国家组织和宪法的制约，而且宪法要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改变，即要逐渐建立对国家负责的政府和大众参与的政治。

1912年美浓部出版《宪法讲话》，在提倡“天皇机关说”的同时，批判穗积八束一派的国家主义宪法学说是：“借国体论鼓吹专制思想，压制国民之权利，要求国民绝对服从，在立宪政治掩饰之下，其实是要实行专制政治。”[7]美浓部达吉的理论招致了担当东京大学宪法讲座的穗积八束及其弟子上衫慎吉一派的猛烈攻击[8]。先是上衫慎吉在《太阳》杂志上发表文章用“神权主义天皇观”对美浓部进行颇带政治性的攻击，指责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是无视国体、排除万世一系天皇统治的异端邪说。美浓部也在《太阳》上发文回应，阐述了“天皇机关说”的大要，即：日本的主权属于在法律上具有人格（法人）的国家这一团体，天皇是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而行使权力，因而国家权力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君主。由此，否定了“天皇主权说”，为后来的政党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双方的论战结果是“天皇机关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成为当时的主流学说，上衫慎吉败北。穗积八束在给加藤弘之的信中承认：“目前反对‘天皇机关说’者，除阁下之外，只有本人和上衫了。”[9]美浓部的著作在日本流传广、影响大，被作为宪法课程的指定教材。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大正元年是这场争论的一个新的起点，即美浓部的《宪法讲话》成书和穗积八束的去世，恰巧都在这一年，这似乎也寓意着大正时代思想纠偏的新趋向（1935年他的“天皇机关说”被指控为对天皇的不敬，美浓部最终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形同软禁，即便如此也还是遭遇右翼行刺，他的著述也遭明令禁止出售）。

如果说美浓部达吉是在运用法学理论抑制天皇专制主义统治，那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1878—1933）就是在以他的民本主义宣传广义的民主原则。吉野作造对明治时代国家中心主义造成的国家强大化和个人矮小化的两个极端的现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认为真正伟大的国家，作为个人的国民也必须是伟大的，这可以视为吉野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石。吉野于1916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长篇论文《从宪政本意之解说论其有始有终之途径》，倡导民本主义，批判军阀官僚独裁政治，为德谟克拉西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吉野提出：“作为国家根本法则的宪法，必须包含三项规定，即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主义、民选议院制度。”[10]民本主义原理在于，大凡近代国家无论主权在君还是在民，政治的目的都应该是为民众谋求利益和幸福，政策的决定也应遵从民意。民本主义的目标是，“政治必须依据一般民众的意志而实施”[11]。具体而言则主张给予普通民众广泛参政权的普选权，并主张必须将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作为政治基石。为此就要建立政党内阁制和普选制，使议会变为国家政治的中心。民本主义顺应时代的潮流，深得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拥护。吉野还呼吁放弃穷兵黩武的对外侵略政策，并指出：富国强兵的口号将被“人类文化的进步向上”替代，“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生活唯一理想的时代已经终结”[12]，从而将国家的地位相对化。

1918年9月政友会总裁原敬组成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日本政治生活充满革新风气，普选运动民众化，工会组织激增。吉野作造于1918年11月24日出席在东京神田南明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演讲会，成为新时代的宠儿，德谟克拉西也达到**。学生和市民群众簇拥着吉野乘坐的轿车高呼“吉野博士万岁”“德谟克拉西万岁”。同年12月以吉野作造、福田德三、麻生久等人为核心，包括新渡户稻造、大山郁夫、朝永三十郎、三宅雪岭、森户辰男等在内的23位大学教授和舆论界人士结成“黎明会”，之后桑木严翼、阿部次郎、左右田喜一郎等大正哲学界重镇也纷纷入会。他们庆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认为这次战争“是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民本主义对专制主义、保守主义、军国主义的战争，今后全世界的国民依赖于此光辉的捷报与和平，开始具有了迈入文明生活的希望”[13]。他们提出三大纲领：1、从学理上阐明日本国家之本，发挥日本在世界人文发达中之使命；2、扑灭逆世界大势而行的顽固思想；3、顺应战后世界之新趋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定和充实。[14]黎明会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时代的新思想，可谓当时日本思想前沿，也顺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主主义潮流。

然而，大正德谟克拉西，尤其是吉野所主张的民本主义有一个无法调和的悖论。民本主义，实际上是西文democracy（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译语。之所以译作民本主义，是有意区别于主张提倡“主权在民”的西洋的民主主义，以避免与天皇制的日本国体发生正面冲突。由此也可窥见，在强固的君主制度下，很难提出彻底的民主主义主张，因而吉野的民本主义的最终目标边界，也只能设定在扩大选举权范围、尊重民意等不触动天皇制的要求。不敢触动日本天皇制国体，成为民本主义思想运动的致命伤。再有，大正政治民主运动虽然重新点燃了明治时代熄灭的自由民权思想，但它推动的政党政治的支持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城市知识分子。虽然也有广泛的民众背景，但民众并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因而所担当的角色也不过是舆论工具。上述弱点就注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实现主权在民的真正健康的议会民主政治。

民本主义思想受到局限，但毕竟对元老、藩阀、军部等专制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得到了因财产限制而被剥夺选举权的广大民众的支持，民本主义思想也成为议会辩论中批评专制主义时频繁使用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