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史学的一大亮点是兴起了受西洋文明史观影响的近代史学启蒙之风。文明史观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编年体、纪传体等叙事体裁，与传统史学“正君臣名分之宜，明华夷内外之辨，扶天下之纲常”的功能全然不同。文明史观着眼于解读人类文化发展进步的历史，换言之，发展、进步等理念成为近代史学关注的核心。明治前期诸如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永峰秀树译，1877年）、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土居光华等译，1879年）、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河津祐之译，1876—1878年分四册发行）等代表当时欧洲学术水平的名著先后被移译到日本。同时普及性的西洋史学书籍，也很流行，诸如国别史有：1870年河津孙四郎译述的《英国史略》、1872年楯冈良知译《希腊史略》、1878年高桥二郎译述的《法兰西志》等。在世界史领域影响较大的著述应属箕作麟祥参考若干书籍编译的《万国新史》。

值得一提的还有中村正直和嵯峨正作的译著《历史》，全书分七章：第一章为史学序论；第二章为东方各国和古希腊；第三至第七章分别为希腊、罗马、基督教、中世、近世。该书一大特色在于非常重视文化史、史学史和历史观变迁的论述，是在日本综合介绍西洋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于1887年译成后藏于史料编纂所而没有公开出版，但对史学界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译者之一嵯峨正作于1888年出版的《日本史纲》反映出作者深受《历史》的影响。《日本史纲》卷头对历史作了如下定义：“历史乃蒐集作为关联于社会的人的事迹，明其原因结果，以显示宇宙间有关于人事的定而不可移的法则。”[13]

到明治末期在西洋史领域已不再满足于仅仅翻译西洋人的历史著作，为适应日本人的需要，出现了日本学者撰写的西洋史。1909年箕作元八著《西洋史讲话》出版发行，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此外，还有诸如濑川秀雄的《西洋通史》（1904年）和《西洋全史》三卷（1909年）、木村重治的《西洋史眼》等。这些世界史著述基本上还停留在叙述，尚没有达到充分运用原始史料进行研究的阶段，不过，也正因非专业性，此类著述更容易得到普及。

在普及西洋史学知识的同时，欧洲的史学研究方法和文明史观也被日本学者用来重新阐发日本历史，1877年田口卯吉著《日本开化小史》开日本近代史学风气之先。该书以紧凑的篇幅，讲述了从神道滥觞到德川幕府败亡的日本通史，被认为是“将西洋史学的方法应用于国史的最初的著作”，学院派史学家黑板胜美（1874—1946）更赞誉该书是“为我国学界提供了一个我国学者不曾有人考虑过的新坐标，是警醒史家的名著”[14]。之后的十几年间，文明史、开化史著述屡屡出版，诸如：北川藤太《日本文明史》（1878年）、渡边修次郎《明治开化史》（1880年）、藤田茂吉《文明东渐史》（1884年）、室田充美《大日本文明史》（1884年）、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略》（1885年）、羽山尚德《大日本开化史》（1888年）、福田久松《大日本文明史略》（1891年）等等。

在文明史的潮流中终于涌现出被称为“史论史学家”的民间史家竹越与三郎（1865—1850），所撰《新日本史》（1891年）是体系地研究明治维新的著作。书中认为：明治维新的原因并不像时人所说发轫于“尊王论”等等，而是因为农民、市民商人等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即幕府盘剥诸侯、诸侯盘剥四民，四民不堪而期待革命。竹越与三郎在《二千五百年史》（1896年）的序言中提出了历史应该观照的目标：“国民如何生活、如何显示本性、如何向往理想而欲摆脱桎梏？这些才应该是史家们作为最重要目标必须描述的内容。我国古今多少史家，能有几人达此目的。”[15]由此可知竹越对当时文明史学并不满足，而是要深入到国民生活及庶民的精神世界，这种对平民的历史观照，在当时确实不同凡响。竹越的著述充分吸收了西洋史学思想的营养，即“今余独力网罗古今，描画二千五百年间国民之生活思想，欲作前人所未曾为者……然岂敢自称创一方式哉，不过只是融化泰西古今名流之方式，应用于国史而已。”[16]对此，黑板胜美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竹越史学“打破了国史学界的寂寞”。

史学发展促发了专业学会和刊物的繁荣。1889年日本史学会成立，发行《史学会杂志》（1892年改称《史学杂志》），田口卯吉主持的《史海》也于1891年创刊。此外，还有《史学普及杂志》《史论》等诸多史学刊物发行，为史学的繁荣提供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