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明治初年启蒙思想家们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也反映在对诸多西洋思想理论的选择上。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思想在明治前期广为流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学术和思想界的犹豫和徘徊。

斯宾塞是位多产学者，1850年发表第一部著作《社会静力学》，1852年发表论文《进化的假说》首次提出社会进化论思想（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因而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这也成为斯宾塞学说的符号。其实，斯宾塞在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多有著述，诸如：《心理学原理》《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教育论》等，在形而上学、宗教、政治、修辞、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此外，“快乐教育”“父性教育”“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等近代名言，都是斯宾塞留给人类的人文财富。斯宾塞还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牛顿”“现代的亚里士多德”“真正的教育先锋”。这些桂冠虽然有西洋人动辄夸大其词之嫌，但至少反映出斯宾塞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教育学领域的声望。这样一位人物的学说在明治时代日本的流行，说明日本人已经开始接受与西洋渐趋同步的人文社会科学。

自1871年在日本就有关于斯宾塞思想的介绍，但似乎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重视。此后从1877年尾崎行雄翻译斯宾塞的作品《权利提纲》（即《社会静力学》）开始，到1894年永井久满次翻译《个人对社会》的18年间，有关斯宾塞书籍的译本多达37种[2]。其中包括松岛刚译《社会平权论》、井上勤译《女权真论》、山口松五郎译《社会组织论》《商业利害论》《哲学原理》、西村玄道等摘译《万物进化要论》、有贺长雄译《标注斯氏教育论》、高桥达郎译《宗教进化论》、平松熊太郎译《代议政体得失论》等等。由上述译著也可看出斯宾塞的学术触角非常广泛，满足了明治前期日本人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需求。

另一方面，斯宾塞学说的内容和观点也是十分复杂的。斯宾塞提出了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并认为后者是高级形式，社会是为个人而存在的，其核心要素是个人的自由，显然这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同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是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解释个人在社会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现实，并引伸到民族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种理论认为是成功的个人和强盛的国家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而失败的个人和衰弱的国家理应被淘汰。这种极端的竞争理论为国际社会中弱肉强食的侵略行为建立了理论基础，它可以用来解释当时日本落后于西洋的原因，使日本人认识到个人要做强者，国家要成为强国。斯宾塞的思想魔术般地同时满足了民权主义者和国权主义者的需求，二者都旨在将其转化成为一种社会道德原则，这无疑成为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迅跑中重要的精神力量。然而这种学说也成为日本为扩张自己而侵略别国的理论依据。明治时代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民权主义者，后来大多成为国权主义者，先是力争与西洋国家平起平坐，继而提出武力侵略别国。福泽谕吉从启蒙思想的旗手蜕变为主张在国际社会中弱肉强食的极端的国权主义者，他毫无掩饰地提出“各国交际中只有灭亡他国或被他国灭亡之两途”[3]。福泽谕吉的思想变化过程，不折不扣地实现了斯宾塞思想中“残酷哲学”的学说，同时也阉割了斯宾塞学说体系中的进步思想。福泽谕吉思想的变化也反映了明治时期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特征。

前述翻译《标注斯氏教育论》的有贺长雄是日本社会学的建立者。他于1883年在《东洋学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进化》的社会学论文，同年又出版《社会进化论》《宗教进化论》和《族制进化论》等著述，在日本大体建立起较系统的社会学。有贺长雄的社会学基本上继承了斯宾塞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的社会学理论。不过，此后有贺长雄没有继续他的社会学研究，而是转向了法学。

演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大概不能不提起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日本较系统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是从1877年开始在东京大学执教两年的莫斯（Edward Syluester Morse），后由石川千代松将莫斯的讲义笔记以《动物进化论》为题，于1883年出版，这是在日本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最初文献[4]，之后又于1891年出版《进化新论》。然而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兵浅次郎于1904年出版的《进化论讲话》。总之，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相比，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传入时间较晚，因而影响也远不及前者。这似乎又一次显示了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