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日本各地陆续开设了与基督教有关的教育设施，尤其是高等教育和女子教育。这些学校从与基督教会的关系程度可大致分为三类[62]。

第一类是由传教士们创办的学塾发展而来的纯粹的教会学校，由教会主导经营，校长、教务人员和教师主要由外国人担当。教学科目以英语为主，基本上是脱离日本国情的欧美式教育。由于政府对基督教的戒心，经常会对教会学校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功利性的人们大多对教会学校敬而远之。教会学校多为神学校和女子学校，诸如青山学院前身的东洋英和学校、明治学院前身的一致神学校等就属于教会学校，这类学校有大额外国人资助的资金。此外，较著名的还有教会在横滨、神户、长崎等地设立的女学院和女子学校。在文明开化时期尤其是鹿鸣馆时代，女学生能写洋文被认为是一技之长，甚至成为一种时髦，所以这类学校也应运而生。可以说在明治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女子学校都是教会学校。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这类学校逐渐脱离教会，到明治后期纯教会学校几乎消失。

第二类是由日本人主持，在旅日外国人士援助下设立的学校，比如同志社大学就是由新岛襄主持，并在国内外资金援助下创立的。虽然经济上基本是独立的，但时常会接受一些教会的援助，因而不时会有外国人参与教务，但后来都逐渐转为由日本人自己管理了。比如前述一致神学校与筑地大学合并后的明治学院，成立之初由赫本任院长，而理事会14名理事中，有井深梶之助、植村正久等7名日本人。青山学院创立之初也是由外国人担任院长，但后来由本多庸一继任院长。实际上许多名校最初都曾采用这种形式。

第三类学校虽然与教会没有关系，但采取基督教主义教育的内容。严本善治创立的明治女学校是为典型。该校以普遍性的基督教伦理为基本伦理，十分注重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人格教育。教师皆由年轻有为的日本人担任，知名者有：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

整体看明治以来日本的高等教育大致有三类大学，即日本国立和公立大学，诸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第二类是日本人创立的私立大学，如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等；而第三类就是与基督教有关的大学。不可否认，无论是基督教的教育设施，还是基督教学校的英文教育和西式教育理念，对日本年轻一代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它在日本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

除上述正规学校之外，基督教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慈善教育事业，诸如：1872年天主教修女拉库罗德来日本后立即在横滨创立的女子小学，收容孤儿5000名，并授以文化知识后送向社会。浦上日本人天主教徒1874年创立的浦上养育园也收养并教育儿童数千人。此外，片山潜也在东京神田开设以工人贫民教育和救助为目的的会馆，设有读写会和英语学习会等，还附设了幼儿园；石井十次创建的冈山孤儿院收养救助孤儿数千人；还有野口香幽的保育园、留冈幸助的家庭感化学校等等。上述基督教传统慈善事业，为日本留下了诸多值得纪念的近代社会福利设施。

随着基督教教育事业和社会慈善事业的进展，到明治后期，在日本基督徒中逐渐兴起了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面对足尾铜山矿毒事件及不断的罢工风潮，1898年在片山潜、安部矶雄等基督徒的推动下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年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 1901年4月安部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河上清六人会合，结成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并在东京各报刊发表宣言书。宣言书由8条理想和28条行动纲领组成，其中8条理想是：废除人身差别、废除军备、废除阶级制度、生产部门国有化、公共运输部门公有、公平的财产分配、人民有平等获得政权的权利、教育机会均等。行动纲领主要有：缩减军备、减税、禁止使用童工、制定工会法、实施普选、废除治安警察法等等。虽然该党在成立当天就被当局解散，但社会主义运动并没因此而停止。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阶段，除幸德秋水之外，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成员基本上属于作为基督徒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日俄战争期间，大部分基督徒认为对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并派军队慰问使到战地传教。1904年基督教会与神道和佛教一起参加宗教大会，历数对俄战争的正义性，甚至本多庸一、井深梶之助等日本基督教的高层人士出使欧美，陈述对俄战争不是掠夺性战争。[63]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安部矶雄、木下尚江再次与幸德秋水、堺利彦等社会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展开了积极的反战运动，作为非社会主义者的内村鉴三也投入反战运动，在报纸上发表激烈的非战言论。反战者们认为日俄两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才是战争的根源，因而反对这场战争。在当时日本国几乎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形势下，反战者们确实令人敬佩，这不能不说是基督教思想在发挥着作用。然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一时失去了运动的目标，基督徒与社会主义者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多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与幸德秋水等左派本来不属同一阵营，只是在反战的目标上结成了临时统一战线，而一旦这个目标不再成立便失去了合作的基础。之后，木下尚江、安部矶雄等创刊《新纪元》，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们没能争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的社会活动范围内，结果基督教社会主义成为宗教人道主义的代称。不过，也不能忘记基督教人士曾扮演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同时也不能忘记日本工人运动的先驱组织“劳动组合期成会”（工会期成会）的主导人物，被称为“工运之父”的片山潜当时也是基督徒。

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还极力宣传女子教育和妇女解放的近代思想。在封建制度下妇女从父从夫，更无社会权利可言，妇女存在的价值只是体现为生育工具。进入明治时代后的日本妇女并没有获得与日本欧化成果相同步的解放，明治政府虽然大力普及妇女教育，但是教育目标仍然停留在贤妻良母主义，对于作为近代女子教育根本精神的妇女社会权利，绝不提及。这种现象遭到了主张男女平等的基督教的批判。基督教提出男女同权，在道德和义务上要使用同一个尺度，如此则可以塑造出更优秀的女性。教会自身对此身体力行，比如1875年在新荣教会允许妇女竞选工作人员的职位；1880年京桥教会选任两名女执事；一番町教会选出与男子同等权利的女长老等等。这在当时基督教以外的日本社会中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如前所述教会还积极开办女学，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教会女学的办学规模：1887年文部省公布的全国国立、公立、私立的女校为17所（其中东京8所），教员136人，学生2363人；据1888年调查，京滨地区基督教女校12所，教员157人，学生1541人。[64]教会开办的女学不仅为日本女学教育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更是充分表现出近代妇女教育的精神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人权的理念。

除上述诸多正规教育和社会活动之外，基督教还开展了保护妇女儿童基本权利、医疗活动等社会慈善事业，从事废娼和妇女解放运动，宣传一夫一妻制、遵守性道德等近代伦理。这些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的较大规模的慈善救助活动，逐渐树立起基督教的威望，传达了慈善事业的精神理念。

基督教虽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还是努力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和宣扬基督教社会原理等社会活动，为日本送来了平等博爱等人文主义思想，为弘扬基督教的和平精神开拓出一条较宽阔的路径。作为近代日本思想之一的基督教思想，不但为宣扬西方近代社会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曾为抵制近代专制主义天皇制做出过重要贡献，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基督教重返日本半个世纪后的1909年，新教的信徒达7. 5万人[65]。而16世纪中期开始天主教传教半个世纪后的成绩是信徒75万，这十倍之差显然颇有历史深意。一般认为日本人具有热情吸收外来文化的天性，而从明治基督教的发展史中，人们看到的是步履蹒跚，最终在通过“反省”和基督教的日本化，并自愿匍匐在政府体制内的条件下，才得以勉强生存下来。政府通过对基督教半个世纪的“考验”，相信基督教对政府已经变得有益无害，加之教会人士多为坦**的正人君子，是政府教化臣民的不可多得的工具。1911年神佛耶三教聚集，召开宗教会议，显示了基督教正式与政府合作，同时也表明政府给予基督教与神道和佛教同等的待遇。这既是日本基督教本土化、日本化的过程，当然也是基督教会逐渐与政府靠拢的过程。

（本章第一节原载《日本“扭曲神道”与极端民族主义》，《日本学刊》2014年第4期；第二、三节原载《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注释】

[1] 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集：《神道事典》，弘文堂2007年，第129、137页。

[2] 张大柘：《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 井泽元彦：《佛教·神道·儒教集中讲座》，德间书店2005年，第118页。

[4]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岩波书店1997年，第81页。

[5] 内阁官报局编：《法令全书》第3册，内阁官报局1887年，第108页。别当：建在神宫神社中的佛教寺院；社僧：别当中的僧人。

[6] 村上重良著、聂长振译：《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9页。

[7] 内阁官报局编：《法令全书》第5册，内阁官报局1887年，第1页。

[8] 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日本的心与型》，东海大学出版会1994年，第255页。

[9] 东京法律研究会编：《改正帝国法律全书》，井上一书堂1907年，第6—9页。

[10] 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65年，第425页。

[11] 神祇院编：《神社本义》，印刷局1944年，第1—3页。

[12] 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日本的心与形》，第218—220页。

[13] 高桥哲哉著、黄东兰译：《靖国问题》，三联书店2007年，第126页。

[14] 村上重良著、聂长振译：《国家神道》，第167页。

[15] 六合和八纮都是古代中国泛指自己所认识的全部世界，六合即东西南北上下，八纮是四方和四隅。

[16] 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页。

[17] 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第67页。

[18] 笠谷和比古：《武士道与日本型能力主义》，新潮社2005年，第33页。

[19] 笠谷和比古：《武士道与日本型能力主义》，第64—75页。

[20] 《论语·阳货篇》。

[21] 罗伯特·保罗著、生江久译：《对神国日本的挑战——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再教育与天皇制》，三交社1990年，第5页。

[22] 《官报号外》1946年1月1日，大藏省印刷局1946年。

[23] 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5页。有关该事件的详情参见该书第90—94页。

[24] 参见王希亮：《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6—118页。

[25] 李秀石：《从神道国教化到靖国神社——论日本近现代史的祭祀政治》，《世界历史》1998年 第6期。

[26] 西尾干二等：《新历史教科书》（市贩本），扶桑社2001年，第36页。该书出版当时就遭到学者们的批判，但批判大多聚焦于该书的近现代部分，而忽略了该处的表述。

[27] 罗伯特·保罗著、生江久译：《对神国日本的挑战——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再教育与天皇制》，第5页。

[28] 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页。

[29] 佐久间象山：《跋古事记传》，《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422页。

[30] 铃木贞美著、魏大海译：《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译序第5页。

[31]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编：《宗教史》，山川出版社1985年，第281—282页。

[32] 日本文化论坛编：《日本文化的传统与变迁》，新潮社1958年，第112页。

[33]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编：《宗教史》，第343页。

[34] 笹山晴生等编：《详说日本史史料集》，山川出版社1994年，第248页。

[35]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吉川弘文馆1990年，第18页。

[36] 中国历史上镇压佛教的三位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

[37]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6》，洋洋社1954年，第163页。

[38]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26—33页。

[39]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21页。

[40]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6》，第174页。

[41]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37页。

[42] 据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60—62页做成。

[43]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75页。

[44] 铃木范久著、牛建科译：《宗教与日本社会》，中华书局2005年，第70页。

[45]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115页。

[46]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编：《宗教史》，第355页。

[47]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6—587页。

[48] 收入日英词条20722、英日词条10030，词典中使用的罗马字拼写法（类似于汉语拼音）一直沿用至今。

[49] 佐波亘编著：《植村正久及其时代》第一卷，教文馆1937年，第371页。

[50] 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744页。

[51]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6》，第272页。

[52] 新撰组和巡视组都是幕府在幕末时期，于京都设置的治安组织，多为浪人、旗本等剑客，为幕府镇压讨幕派。

[53] 河上民雄撰，杨士敏、周志国译：《平岩愃保及其所处的时代》，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200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54] 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第746页。

[55] 《小崎全集》第3卷，小崎全集刊行会1938年，第27—28页。

[56]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编：《宗教史》，第384页。

[57]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编：《宗教史》，第348页。

[58] 内村鉴三：《呈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君之公开信》，载《内村鉴三全集2》，岩波书店1980年。

[59] 井上哲次郎：《教育与宗教之冲突》，载《明治文学全集80》，筑摩书房1974年。

[60]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6》，第356页。

[61] 古屋安雄等著、陆若水等译：《日本神学史》，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8—19页。

[62]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6》，第310—312页。

[63]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编：《宗教史》，第390页。

[64]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6》，第341页。

[65]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编：《宗教史》，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