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传教事业尚不成熟,传教士与早期日本教徒们开始为传教做诸多基础准备工作。1868年由赫本等传教士翻译的《新约圣经》出版,与此同时,传教士们还从事以医疗为中心的救助孤儿和贫病者等弱势社会群体的慈善事业。通过这些活动宣扬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使日本人逐渐理解基督教,并解除了对欧美人的偏见。传教士们还亲身从事教授西方语言的工作,对此,在大力促进文明开化的明治政府也是欢迎的,因为要学习西洋,首先要学习他们的语言。这些传教士在教学过程中显示出的人格魅力,自然地吸引了众多学生,初期受洗的日本教徒多出自传教士们兴办的“英语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对基督教的传统偏见,再加上欧化流行的大环境,信徒人数在稳步上升,1882年4000人、1885年逾万人、1890年达3. 4万人。[56]传教事业初见曙光。
然而,生不逢时的日本基督教会又遭遇到明治20年代兴起的国粹主义风潮的挑战。虽然《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信教自由”,但事实上基督教并没能因此而获得稳定发展。1889年第一次大选中有9名基督徒当选为议员,然而这个结果却招来了佛教和国家主义者的攻击。攻击者提出:“日本皇室及国家与基督教势不两立、基督教的殖民地主义与平等博爱思想对日本来说是祸害、基督教与科学不一致、基督教的社会伦理与日本不合等等。”[57]这些激烈的言论其实也是对基督教的一种误解,当然也源于佛教与基督教在传教竞争上的冲突,真宗各派成为“破邪”的主力。对此,基督教一方的内村鉴三、植村正久、小崎弘道等纷纷起而反击。而“排耶”阵营开始利用若干事件展开了对基督教人士的人身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内村鉴三对天皇的“不敬事件”。
1891年在第一高等学校任教的内村鉴三因基督教信仰,拒绝向天皇的“御真影”(照片)礼拜,但同时说明自己对天皇的敬意绝不劣于他人。尽管如此,受国家主义影响的学生们却喧闹不已,并传扬到社会。内村极力解释,认为对天皇应该“是行为上的拥戴,而不是仪式上的拥戴”[58]。然而社会上国家主义者们还是借机围攻基督教,内村鉴三被骂为国贼,“被教育界排斥,殆若流窜之状”,最终在身心憔悴之中被免职,开始了生涯中流浪困顿的时期。此即“不敬事件”。事件发生后,植村正久、押川方义等五人要在《福音周报》上刊载《关于不敬事件》的文章,但政府命令禁止发行,明显偏袒攻击内村鉴三的一方。此后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所谓熊本英学校事件、山鹿高等小学事件、八代高等小学事件等无聊的、甚至是编造的“不敬事件”,甚至基督教会还因拒绝资助神社的祭祀费用而遭受攻击。1892年资深基督徒田村直臣的小说《日本的新娘》(Japanese Bride)用英文在美国发表,因主张男女平等接触到日本家族制度的弊端而被认为是“暴露国耻”“讥讽同胞”,舆论激昂。一时间这些“事件”把基督教推入“邪教”的深渊,甚至称基督徒为“非国民”,试图置日本基督教于死地。
以上述系列事件为背景引起了一场备受关注的大论战,这就是御用学者井上哲次郎引爆的“教育与宗教之冲突”。井上早就认定“基督教违背教育敕语精神”,终于在1893年发表论文《教育与宗教之冲突》,阐发他的排耶理论。井上首先把矛头指向基督教主张的世界主义,他认为:“一言以蔽之,敕语的宗旨乃国家主义,然耶稣教甚乏国家精神……以至于与敕语的国家主义不相容。”由此导出了第二个论点,认为基督教不忠不孝。“据说保罗主义认为,因为执政者是神授的所以要服从……之所以服从执政者是因为服从神,换言之并不是服从执政者而是服从神……耶稣教徒以保罗之言为最高的忠,因而绝不会对我邦天皇有忠义之心。”[59]对此,基督教阵营的高桥五郎于《国民之友》发表《排伪哲学论》,对井上之说展开激烈的论难,认为井上对基督教的攻击,说到底是历史上攘夷论的翻版,而攘夷论的基础则是东洋劣等感。一时间众多著名学者分属两大阵营加入这次大论争。井上一方有:井上圆了、村上专精、杉浦重刚等佛教界和国粹派人士,基督教一方有:植村正久、小崎弘道、松村介石等。
表面上看,论战双方都是学者且颇有学术味道,其实井上哲次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在1935年回忆说:“教育敕语颁布时候,与今日大不相同,基督教徒等采取的是相当危险的态度。”[60]上述论争实际是井上哲次郎发动的一场普及天皇专制意识形态的政治教育运动,不允许任何思想对绝对天皇制形成丝毫的威胁,而在当时基督教相对而言是最异己的思想之一,遭遇围剿是势所难免了。
其实,基督教主义者们并不反对天皇制,被放在俎上的内村鉴三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曾以“我爱两个J,JESUS、JAPAN”概括了具有日本民族主义色彩的基督教观。“耶稣加深且纯化了对日本的爱;日本使对耶稣的爱明确化并给予目标,这是当时内村内心的真实写照。”[61]内村在“不敬事件”中也表露了对天皇的崇敬之心。就连最激烈反击井上哲次郎的高桥五郎也避开了对《教育敕语》的批判,不仅承认《教育敕语》是普遍性的实践道德,并努力论证《教育敕语》是日本的习惯伦理,而基督教信仰与日本的道德伦理绝无矛盾。基督教阵营实际是在宣倡基督教日本化,这种民族主义宗教观和与专制政权的妥协态度也预示了基督教无法逃脱变成天皇制国家体制内宗教的宿命。
双方的论战因政治外交形势的变化,不久便偃旗息鼓。在稍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东京基督教各派结成同志会,决定从事慰问伤员、鼓励军队、祈祷日本胜利等支持侵略战争的活动。同志会选出本多庸一为本部委员长,由山井深梶之助、村井知至、山路爱山、竹越与三郎等人负责向教徒募集资金。本多庸一甚至认为甲午战争是“义战”,并鼓吹杀身成仁以报国。日本基督教完全屈从于国家主义和政治权利,本来主张泛爱的基督教,反而成为支持战争的后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