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废佛毁释析(1 / 1)

明治时代之初,佛教即遭遇突如其来的“废佛毁释”风潮,险些灭亡。王政复古是明治维新的一个关键性的口号和政治理想,天皇不仅要做政治上的统治者,还要在精神上取得全体日本人的认同。皇室要恢复绝对权威的有力精神武器自然是神道,但由于中世以来皇权的衰微,神道在历史上已经与佛教融为一体。因而要保持神道的神圣性与纯洁性,就必须剔除佛家的影响。由此,江户时代在野的平田笃胤的弟子们便派上了用场。平田派力挺神道国教化,即把复古神道作为国家的最高信仰,并提出天皇神圣化、恢复国家祭祀、建立祭祀天皇和祭祀忠君爱国者们的神社、强化国家与神道的结合、由国家强制推行神道信仰等一系列神道国教化的计划[33]。如此一来,佛教便在劫难逃了。

1868年3月17日,神祇事务局发布的“神佛分离令”称:“此番于诸国之大小神社需废止神佛混淆之现状,别当(即神宫寺)社僧之辈应还俗而转为神主、社人等称号,以仕神道……有不能理解者,令其退出(神社)。”[34]由此排除了佛教在神社中的势力,同时也成为明治初期废佛毁释运动的导火索。4月24日,太政官又下令取消八幡宫中八幡大菩萨的称号,而尊称为八幡大神,不久又发布社僧(神社里的僧人)还俗令。

虽然明治政府的意图在于神佛分离,并非要废除佛教,但是各藩出于各种不同目的顺水推舟将神佛分离政策作为政府排佛的信号,开始了排佛行动。明治政府起初对此采取放任态度,致使排佛活动不断升级,到1870—1871年达到**,许多地方捣毁、没收佛寺和佛像,还有许多佛教寺院因神佛分离而荒废。比如,南部七大寺之一的兴福寺自古作为藤原氏的氏寺始终不衰,同时与藤原氏的氏神春日神社有关系,为此兴福寺全体僧人不待官吏强制,主动提出还俗改为神职,得到批准。于是僧侣消失,寺院塔堂委托西大寺、唐招提寺管理,诸多下属寺院、殿堂被毁,五重佛塔以250日元被卖掉,塔内的经文、家具等全部散失。[35]。萨摩藩废佛毁释之严厉居全国之首,藩主任命专职官吏实行废佛行动,尽废寺院1066座,令所有僧侣2964人还俗,年轻者服兵役,老者为教员,寺禄充军费,梵钟佛具变兵器,令所有藩民弃佛教归神道,萨摩藩在形式上废绝了佛教。还有不少藩虽程度不同也开展了废佛毁释活动。日本佛教文化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被称为佛教柱石的福田行诚甚至担心佛教会就此灭绝:“现下远近藩县破坏无住持之寺院……僧侣也喜得还俗,虽无废佛之命,却已近三武[36]之轨,盖本邦佛教有史一千四五百年来,不曾闻如是之令,窃以为自今五七年后当有废绝敕令出。”[37]资深佛教人士已经到了担心天皇要废绝佛教的程度,佛教确实遭受了灭顶之灾。

其实,早在江户时代各类知识人就对佛教多有微词。如前所述,从藤原惺窝、林罗山开始就曾对佛教的虚无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后来又有国学家们对佛教的否定。水户藩甚至在天保改革中断然对寺院进行整顿,或废除或合并。还有诸如怀德堂等实学家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提出,僧侣们的寄生生活是社会经济的沉重负担。这些批判并非捕风捉影,整体看德川时代的佛教在幕府的卵翼下,确实缺乏进取心,甚至趋于堕落。僧侣们有幕府的保护、檀家的布施、寺院领地的收入,因而许多僧侣不劳而获衣食无忧,甚至贪恋女色,颇遭世间指责。以致于僧侣暗通游女等情节成为江户文学的重要题材。基于上述佛家弊病,在江户时代“废佛论”始终存在,只是由于幕府的保护,僧侣们的社会地位还算安定。但是,德川幕府的倒台,使得佛教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成为日本社会中人人可欺的“弱势群体”。再加上明治政府要借助神道来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而神道千余年来始终受制于佛教,此时正是翻身的大好时机。由此,佛教同时失去了政治靠山和精神权威。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仇佛情绪终于总爆发。

然而这场废佛毁释的过分行动,并没有反映普通百姓们的心声,恰恰相反,引发了明治初年多次农民的武装反抗。与此同时,在佛教界也出现了分化,一些浅薄俗僧迅速还俗,甚至出现佛教徒反戈一击积极参与废佛毁释活动的情况。这一切引发了不少地区实行武力对抗废佛毁释的“护法运动”,虽然这些起义被一一平息或镇压,而且有佛教僧人或被处死或判以徒刑[38],但是也使新政府认识到废佛毁释给社会带来的恶果。

与上述武装护法并行的是非暴力的思想护法运动的展开。佛教界在经受剧烈动**中,自身也开始反省、觉悟,为自身的生存展开了护法思想运动。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整个佛教界结成了“诸宗同德会盟”,先是1868年12月四十余所寺院的僧人于京都兴正寺集会,之后频繁聚会,时而也在东京和大阪召开会议。这种集会在江户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如此频繁集会也如实地反映了佛教自身的危机意识。会盟涉及护法的焦点问题,诸如:王法佛法统一、基督教是日本国害、研习本宗教典、神儒佛三教一致教化国民、一洗本宗旧弊等等。[39]可以说上述护法之论,是佛教面对危机局面所作出的较全面的反应,显示了佛教界在反洋教的基础上与新政府及神儒联手,为教化国民服务的策略,并且决心一洗江户时代旧弊。这便是近代之初,佛教为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所做的定位。

在上述护法运动的压力下,新政府还看到,由于江户时代幕府已经把百姓与寺院结成一体,所以各地极端的废佛行动势必会造成社会的剧烈动**。又由于在废藩置县之前,明治政府在推行神道过程中并不顺利,因而开始考虑佛教的利用价值。明治政府经过几年的尝试,逐步认识到废佛的社会危险性,与其冒此风险莫如把从神道独立出来的佛教置于统治体制之内,使其服务于天皇。出于这种考虑,1871年太政官阐明了“滥废合寺院非朝廷本义”[40]的方针。及至1871年4月,开始实施废藩置县后,中央政府的方针得以逐渐传达到地方行政,不少被废除或合并的寺院,逐渐得到恢复。

明治政府对佛教态度的缓和与上述的武装对抗废佛毁释和佛教会盟的策略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后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佛教界的上述应对策略与江户时代佛教的社会处境并无二致,只不过是在失去德川幕府旧主人之后,又投靠了明治政府这个新主人,并传达了要向支持幕府一样协助新政府承担起社会教化工作的信息。明治政府也意识到废佛毁释运动是一次历史性的错误,于是对佛教政策作了及时的调整。1872年神官和僧侣都被任命为教导职(教部省属下,担任思想教化的官职),以担当教化国民的任务,从此佛教僧侣获得了与神道神官同样的地位,但同时佛教也正式被编入了明治政府思想统治体系。佛教方面也主动与神道合作教化国民,1872年4月,佛教各宗于京都南禅寺会合作出如下决议:“神社佛殿互通,神职缁流同心协力布教,宗旨相符,神佛皆通大道,岂不有益于民?”[41]值得注意的是,1871年明治政府虽然公布了新的户籍法,檀家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原来的寺院与檀家的关系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近代以来佛教存在民众之中的根基。

不过,这场文化浩劫,造成了大批佛教文化遗产遭受毁坏,至今令人扼腕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