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神道的引导下，大日本帝国几乎完整地实现了复古神道和“佐藤文本”的目标设计，然而故事的结局却是“神国日本”一败涂地。这大概是复古神道学家们不曾想到过的结局。

国家神道无疑是一次逆历史文化发展方向的反动，就连一贯倡导思想自由的美国人也明确地提出：“把国家神道看做是必须根绝的敌人。”[21]战后1945年12月，盟军总司令部（GHQ）发出“神道指令”，废除国家神道，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颁发诏书称：“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依互相之信赖及敬爱联结，并非单凭神话和传说而产生。亦非基于以天皇为现世神，且将日本民族视为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族，进而具有可以统治世界命运之架空观念。”[22]此即宣布日本天皇走下神坛的“人间宣言”，凭空杜撰的国家神道思想不攻自破。1946年2月2日，正式撤销神祇院，1947年5月3日实施的《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国家及其机关均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统治日本80年的国家神道体制寿终正寝。

至此，对日本扭曲神道的历史三部曲，即文化民族主义、暴力民族主义的文本、暴力民族主义的行动及其结局做了扼要的梳理分析（参阅第一章之第四节）。然而论题还不能至此结束，因为虽然作为制度层面的国家神道体制已不复存在，但其魂魄至今犹存，所以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战败以来，日本各界人士对那场战争进行了痛定思痛的反省，作为战前国家神道核心观念的忠君爱国等“日本式爱国心”已为日本社会所不齿，加之《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做出放弃战争的保证，日本国与各受害国人民达成了一定的和解。然而，国家神道意识从来就没有被彻底肃清。就在战后初期的1946年因日本共产党组织的游行队伍中打出了“维护国体天皇终日饱食，人民却饥饿而亡”的标语，日本统治当局居然判处当事人“不敬罪”，而该罪名是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第74条中的规定，换言之“不敬罪”被认为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日本臣民信奉国家神道。之后，因为包括“不允许日本检察官以‘不敬罪’起诉被告”的“麦克阿瑟声明”的坚决态度而废除了维护国家神道的“不敬罪”。该事件的结局虽然是废除了“不敬罪”，然而事件本身却提示人们，战后日本当局并没有主动对国家神道意识进行反省，这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战后“象征天皇制”的保留，更给日本国民一种天皇无罪的错觉，无意中为国家神道的复活留下了空间，“留下了一个注定要恶性膨胀的‘癌肿’”[23]。随着战争创伤的逐渐愈合，日本国民似乎已经遗忘了当年的战争伤痛，于是国家神道意识的阴影重现江湖。篇幅所限，在此仅举出若干象征性的事件，以示关注。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试图重新将靖国神社与日本国家捆绑到一起，到60年代右翼分子终于忍耐不住挑起了靖国神社恢复国营化的事端。1962年曾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出任“日本遗族会”会长，抛出一份旨在恢复靖国神社国营化的文件《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纲要》，并要求国会通过。该文件明显违背战后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自然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然而，自民党却支持了这一违宪的无理要求，甚至自民党内的“遗族议员协议会”还成立了“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并提出“尊重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本质不变”的提案，虽然至今没有实现，但多年来这股势力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24]据统计，“从1952年第13届国会至1975年第76届临时国会，自民党共在18次国会上提出靖国神社法案，有关议案达49件，极力促动恢复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直辖关系。”[25]鉴于遗族会和自民党上述执着的政治活动和众所周知的甲级战犯合祀靖国神社和多届总理大臣参拜靖国神社的事实，加之下述佐藤内阁强行通过“建国纪念日”的实例，人们不得不担心靖国神社有朝一日会重新彻底恢复战前作为国家神道心脏的“历史和本质”。

1967年“建国纪念日”的规定可以说是具有国家神道死灰复燃象征性质的事件。1873年为“记纪神话”中的神武天皇即位而设定的“纪元节”（2月11日）可以说是作为国家神道最核心内容的皇国史观的象征性节日，因而日本战败后被明令取消。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就由诸多右翼团体结成“纪元节奉祝会”，要求恢复“纪元节”。这一要求虽然遭到日本社会的普遍反对，但右翼团体并不甘心，经多年四处活动，终于在1967年由佐藤荣作内阁强行通过，将2月11日定为“建国纪念日”，恢复了曾作为国家神道象征性节日的“纪元节”。由此，不难看出试图复活国家神道思想的政治势力已经不容忽视。

进入21世纪，留恋战前大日本帝国的“爱国者”势力有增无减，他们不但拒绝反省战争罪行，甚而重温战前的皇国之梦。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市贩本）作为新世纪“爱国者”的先导，已经表露出重建战前神国史观的意向。该书先是做出诱导：“在中国和日本，都没有记载大和朝廷始于何时何地的当时的记录。但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留下了如下的传承。”[26]之后便堂而皇之地大谈“记纪神话”中天照大神及神武天皇统一日本成为初代天皇的故事。人们不会忘记，二战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甚或日本学术界都是以所谓的神武天皇统一日本的公元前660年为日本皇国历史开端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更是将其著书直接名曰《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由此可以窥见，《新历史教科书》作者以神话传说入史的“曲折叙述”，是要告诉日本国民大和朝廷起源于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这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战前充斥神国史观的日本历史教科书。

近来更有一批右翼政要成为公开的“爱国者”，他们似乎在效仿当年颠倒历史的复古神道学家们，肆意否认日本曾经犯下的诸多反人类的战争罪行。他们把为侵略战争而战死的“靖国英灵”看做是日本的民族英雄，参拜战前国家神道心脏的靖国神社是他们否认侵略战争的“标准动作”。很明显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宁可与反对参拜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为敌，也要召回战前日本臣民的“爱国心”。更有甚者，2013年4月28日在日本主权恢复日纪念仪式上，日本内阁首相及与会者齐声高呼久违近七十年的“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就连在场的明仁天皇也颇显惊愕。人们不得不发问，这是否是在引导当代日本民众重温国家神道精神统治下的“大日本帝国的辉煌”。这股社会逆流无异于在试演国家神道的历史悲剧，不得不令人回忆起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学者的警示：“在1945年的时点上，即使军国主义日本能够被征服，但支撑它的神道（此处指国家神道）依然是没有被征服之敌。”[27]看来，该论断至今依然有效。

行文至此，需做几点提示，或可为史鉴。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扭曲神道完全背离了传统神道文化精神。正如有日本学者指出：“有一种对被说成是日本民族精神之类的观念，赋予‘神道’之名的倾向，其实完全是‘神道’一词的滥用。”[28]具体而言，复古神道背叛了积极摄取外来思想文化的融合神道的开放精神，从而变得与邻为壑，甚至与邻为敌；而国家神道与通过敬拜“八百万神”以祈福免灾求得身心健康的平和的民间神道信仰背道而驰，成为禁锢民众精神生活实行愚民政策的工具、蛊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毒素。据此，需要人们把扭曲神道与日本传统神道区分开来。

其次，扭曲神道是对学术的亵渎。历史上复古神道者们的诉说似乎在不断加强学术语境，诸如本居宣长的“索引考证”之法和佐藤信渊的“运动定例”之说等等，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植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扭曲神道，因而注定了他们的结论总是与科学的理论逆向而行。幕末维新时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对本居宣长所著《古事记传》所作的评价，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学家们的复古神道理论：“此书大意，怪妄迂谬，固无足论。予尝谓，孟子所云，诐**邪遁，蔽陷离穷，宣长实兼之矣。然于名物训诂，引征该备，虽稍失之炫博，而本本原原，具有根据，亦非他人所及。”[29]简而言之，国学家们对古代日本名物的训诂考据无人可比，但所论“大意”则皆不足取。正是复古神道的“大意”阻断了他们正常的学术思维，不但抵消了“名物训诂”的成果，而且亵渎了学术，使他们的“学问”最终被其后人异化为对外武装侵略的精神工具。可见，本应受社会尊重的精英学者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苟合，将会给人类造成更加恐怖的灾难。它告诫知识界须臾不可忘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再次，扭曲神道从近世的复古神道到近代的国家神道一脉相承，不断聚积唯我独尊和敌视别国的“精神能量”。国家神道就是复古神道的国家意识形态化和基于“佐藤文本”的暴力民族主义的行动化，不仅具有复古神道的编造性和欺骗性，而且还凸显出其奴役性和残酷性等诸多邪恶特性。日本臣民被这种邪恶能量剥夺了自然人性，被模造成天皇制军国主义国家的精神奴隶和战争工具。这段历史在告诫人类，放任极端文化民族主义恶性膨胀会造成多么可怕的结局。这也正是笔者关注战后国家神道动向的原因。

最后，国家神道的反近代性。国家神道虽然形成于近代，但却没能与近代思想与时俱进，反而与历史进步渐行渐远，并决定了日本天皇专制国家政治反近代的封建性。可以说，诸如神国思想、国权思想、大和魂、法西斯主义、爱国心（热爱皇国）等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本精神”，都离不开国家神道的支撑。国家神道反历史、反人类的反动性，注定了“大日本帝国”非但不可能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和“八纮一宇”的迷梦，反而因为疯狂的侵略战争而丧失了明治以来现代化的所有成果。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在21世纪今天的日本右翼群体和右翼政要们也正在逆历史潮流而动，使人们感到战前国家神道统制下的日本形势已经隐约可见。上述右翼势力不仅试图召回国家神道精神而与邻为敌，更不遗余力地要修改和平宪法，推行军备扩张政策。这一切必须引起人们高度警觉，警惕国家神道统治时代日本帝国实施对外暴力扩张的历史悲剧的重演。虽然有战前的前车之鉴，而且尚不能断定今天的日本是否会回到战前，但为杜绝历史灾难的重演，不但日本国民不应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记忆，整个人类都应牢记那场空前的历史浩劫。

至此，笔者以日本学者的真情劝诫来结束议论：“对于错误的思想应当探明其错误的根源……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进行这种深入的探究，才能真正地以史为鉴。”[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