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是国家神道麾下的重要武器，对外侵略战争的“成果”是靠实践武士道精神来实现的。天皇制国家将国家神道和武士道粘合在一起，生成了为野蛮的侵略战争而无视人生命的残酷的赴死哲学。

明治维新之后，虽然武士作为一种身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武士道却被天皇制国家加以扭曲，改造为强迫所有日本人为天皇制国家效命的忠君爱国的行为方式。本来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包含着诸多仁爱、诚信等人文精神，而明治以后的武士道却走向反面，是专制国家为愚弄日本民众而配制出来的精神毒品。为了解武士道内涵变化的来龙去脉，有必要稍作历史回顾。

以跟从主君征战为生的武士群体早在平安时代后期就已经出现，到镰仓幕府建立，已经形成与眷恋往日荣华而萎靡不振的皇室公家文化相对的、充满积极进取的武家文化，而作为武士行为准则的武家伦理是这种文化的主要特征。真正意义上的武士道专指江户时期武士阶层所遵循的道德伦理体系。这种伦理首先源自武士与主君之间契约式的以主从关系为基础的相互义务，即“御恩”与“奉公”。“御恩”指主君对武士施以恩惠，主要包括俸禄等等，而“奉公”是武士对主君的义务，包括战时从军，平时侍奉主君等。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对武士道作了如下的界定：“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16]随着江户幕府的建立和幕藩体制政治格局的形成，武家政治开始采用文治政策，武士阶层的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转型，由原来的战士转变为各级行政管理者。这些管理者虽仍被称为武士，但不一定能“武”，因而有学者认为严格地讲武士道应该称为“士道”。江户时期的武士道引入了儒家思想尤其是朱子学主张的社会伦理，在要求武士对主君忠诚的同时，还强调儒家思想中作为士大夫伦理的仁义礼智信、重视名誉、克己、诚信等社会伦理。对武士道中的“勇”也添加了新的解释，诸如提倡敢作敢当、坚忍不拔精神等等。可见，江户时代的武士道更重视社会道德伦理，这些伦理虽然是靠武士阶层自觉遵守的潜规则，但具有以社会舆论为背景的强制性。换言之，如果武士们违反这些道德，不一定受到幕府的惩罚，但会为社会所不齿。

江户时代的武士十分重视自己的名誉，据新渡户稻造说，武士的剖腹自杀，就是为了表白心迹、保全名誉，视名誉重于生命。为什么要剖腹呢？传统说法心是人精神的主宰，因而“我打开我的灵魂宝库，给您看看它的样子吧。是污浊的还是清白的？”[17]在江户时代，一般武士获死罪多赐以剖腹，就是不轻易剥夺死者的名誉，也给死者以表白心迹的机会。前述的渡边华山就是此类切腹自杀的典型事例。渡边华山因批评幕府对外政策被幕府判处“蛰居”而生活窘迫，为补给华山的生活，其挚友到江户替华山沽画（华山是当时日本一流的画家），被政敌告到幕府。渡边华山因担心祸及藩主而切腹自杀，其遗书署名“不忠不孝渡边登”，意为既不能为主君尽忠，也不能为老母尽孝。实际上渡边华山是典型的忠孝两全的楷模，但因再也无法尽忠尽孝，只有以切腹自杀来表明心迹了。可以说华山从死因到自杀的形式都是遵循了典型的“士道”原则。

那么，明治以后的武士道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江户时代是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式的封建制度，每一个武士只忠于他的直接主君，所谓“我主君的主君不是我的主君”。因而，江户时代武士只忠于自己的主君或藩主。可见，在江户时代对于一般武士来说，作为武士道核心的忠诚观念，并非对幕府将军更不是对天皇的忠诚。而且，“武士道之忠义，既非阿谀追从，亦非奴隶式的服从”[18]，而是要勇于直谏，使主君改变错误的命令，如主君一意孤行滥行暴政，作为臣下的武士有权利更换藩主。[19]可见，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强调武士要有自我判断的独立人格。然而明治维新之后，尤其是前述《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的颁布，又经过井上哲次郎等人的诠释，把忠君爱国作为全体日本人必须遵守的理念。天皇制巧妙地利用了武士道，无限放大其中的忠武之道，也不再提及主从双方的相互义务，将江户时代武士只对自己主君尽忠的观念，改为全体臣民无条件地单向为天皇尽忠。当然也更不允许反对具有神格的天皇以及天皇制政府。本来江户时代的主君与武士之间的相互义务是一种社会契约，而明治以后日本臣民则是无条件地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天皇。天皇制国家利用民众对天皇宗教式的崇拜，残酷地驱使被“伪武士道”武装起来的日本军民在侵略战争中残忍地杀人或自杀。诸如南京大屠杀，太平洋战争后期在日美对抗的各大战场上成建制的日本军队集体自杀，甚至逼迫日本平民“为国尽忠”等惨剧，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0]此语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恶用武士道的反人类性。“义勇奉公”要求日本人超越自我无条件地为国牺牲，这种毫无是非观念的盲目奉献，篡改了武士道的本义。武士道本来是要把武士塑造为勇敢而有责任感的人格独立的君子，武士本应是受人崇敬的人群。然而在侵略战争中以残暴杀生为勇，歇斯底里地祸乱人类生存秩序，而那些有勇之小人则**抢劫，为乱、为盗，将日本军队塑造成残暴无义的狼群，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

近代以来，尤其是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以来，“伪武士道”简化为忠君爱国和义勇奉公，丢掉了儒家伦理的五伦等原则，完全失去了是非判断的标准，堕落为一种失去理性的野蛮凶残的兽性。江户时代，武士还可以依据武士伦理来判断决定自己的行为，而近代天皇制下的“伪武士道”与忠君爱国思想粘合在一起，使士兵完全变成在对外战争中没有头脑的侵略工具。乃木希典大将在日俄战争进攻旅顺要塞战役中使用视生命为草芥的“肉弹战术”，以五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换取旅顺要塞。这种野蛮而愚蠢的行为被视为军人武士道的楷模，乃木更被尊为“军神”。军国主义要宣传的是为国捐躯的精神，完全无视臣民的生命。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日本军队的野蛮残暴，连切腹自杀也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是为了天皇的荣誉，也是向天皇谢罪，自杀前又加上了“天皇陛下万岁”这道程序。近代“伪武士道”堕落为被军国主义扭曲、恶用的精神垃圾。

国家神道与武士道的联姻是近代日本悲剧的渊薮，如果对其做更深层的文化思考的话，可以发现一旦日本文化剔除外来文化因素就往往会走到极端。国家神道排斥了一切外来宗教和学问因素，武士道也不再注重江户时代“士道”中的儒家伦理，结果造成了日本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历史悲剧，更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或许此类文化层面的深入反省，会使今天的人们更深刻地解读那段不忍卒读的历史，以铭记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