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神道直接承袭了第一章所述复古神道和“佐藤文本”的衣钵，但又具有新特征。一般认为，国家神道是“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为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宗教，事实上的日本国教”。战后占领军制定的“神道指令”中指出了国家神道的强制性：“本指令中意味之国家神道用语，乃是指依据日本政府的法令，区别于宗派神道或教派神道的神道之一派……非宗教的国家祭祀的神道之一派。”[1]有中国学者认为国家神道体制“是一种兼具政治与宗教双重性的国教制度，亦是君权与神权、政权与教权合二而一的政治制度”。[2]国家神道的原理滥觞于近世国学大家们的复古神道理论，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莫如说是一种由国家法令强制推行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

国家神道生成于明治维新之后，在至战败为止的将近80年时间里，由近代天皇制国家强力推行，与近代天皇制形影相随。没有近代天皇制就没有国家神道，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重要象征之一，是高居于所有宗教和思想之上，而又缺乏教义的国家宗教。国家神道将传统神道强行改造为天皇崇拜的一神教，对日本臣民实行精神愚民统治，从而把为天皇制国家献身变为日本臣民的自觉，并最终将数以百万计的臣民推入无休止的修罗场。可以说，近代以来表现为歇斯底里地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暴力民族主义是依赖以天皇为绝对信仰的国家神道这一精神兴奋剂来实现的，这与传统神道有“八百万神”的泛神传统背道而驰，根本违反了传统神道精神，“成为了到那时为止不曾有过的神道”。[3]

在伯理叩关引发的日本幕末政治风云中，天皇是最大的赢家，正是由于幕末攘夷倒幕之风才使得被武家政权压制，赋闲六百余年的天皇再次泛出水面。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和大义名分之论，凸现出天皇的攘夷和倒幕功能，即华夷思想用于攘夷，大义名分用于倒幕。为进一步抬高天皇的地位，又找到了神道理论作依据。朝廷也看到了这千载难逢的翻身机遇，当时的孝明天皇，史无前例地参拜各地神宫，以祈祷攘夷成功。一些公卿、国学家、神道学家上下呼应，纷纷建议恢复朝廷中的神祇官制度。在这种形势下，京都的神道活动迅速升温，并波及各藩。无论是攘夷还是倒幕都打出了恢复天皇家正统统治的尊王旗号，终于通过1867年10月的“大政奉还”和同年12月的“王政复古”建立起明治政府，并于明治元年迅速发布了一系列树立天皇权威的政令。

明治元年（1868）3月13日宣告重建古代天皇制的祭政一致统治体制，恢复与太政官相并列的神祇官制度：“此番据神武（“记纪神话”所记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创业之基王政复古，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之制度。首要乃于再兴、组建神祇官，以逐次复兴诸祭典。此旨布告五畿七道，复归往古……普天下之诸神社神主、祢宜、祝、神部等，此后皆附属于神祇官。举凡官阶等一切事务，均需向其请示勿误。”[4]毋庸赘言，此布告的主旨在于复古，是在“诸事一新”旗号下名副其实的复古，它宣示了“普天之下诸神社”都要由新政府掌控。尤其是神祇官统一掌管伊势神宫、出云大社等直属神社，迈出了神道国教化的重要一步。

3月14日，睦仁天皇史无前例地率群臣祭告天地，宣示以“大振皇基”为最终目标的《五条誓文》。

3月15日，太政官发布《五榜告示》，其中规定“严禁天主教”。

3月17日，神祇事务局公布“神佛分离令”：“此番全国之大小神社需废止神佛混淆之现状，别当、社僧之辈，须还俗而为神主、社人，以侍奉神道。”[5]由此，由国家政令强制实现了经几代复古神道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纯洁神道”的夙愿。

同年10月，睦仁天皇参拜冰川神社，诏书曰：“崇神祇，重祭祀，乃皇国之大典，政教之基本。然自中世以降，政道渐衰，祀典不举，遂致纲纪之不振，朕深慨之。今方更始之秋，新置东京，亲临视政，将先兴祀典，张纲纪，以复祭政一致之道。”[6]这道诏书乃告慰中世以来饱受压抑的历代天皇，可谓是明确复辟天皇制统治的宣言书。可见，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便迫不及待地确立天皇的权威，以复辟祭政一致的古代天皇制国体。

明治政府为切实树立天皇的权威，还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以国家权力推行的“大教宣布”运动，旨在恢复幕府统治以来被淡忘的天皇正统地位，其宣传主题不过是确立天皇万世一系的神格，灌输神皇一体的皇国思想。1870年1月发布的“大教宣布”诏书中宣称：“朕恭维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续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然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显晦。兹者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为神之大道也。因此，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7]这个诏书，宣布了要以国家的权力推行“大教”。之所以叫做大教，颇有玄机，在当时提到神道，一般是指经过融合的神道，因而有意回避了神道这个用词，以标榜专门以天皇为崇拜对象的新的神道体系。大教的另一个意义就是要把天皇崇拜的教义凌驾于所有宗教，包括各种教派神道之上。

同年3月专门设立了管辖全部神社和佛教各宗派以及民间宗教的教部省，并于翌年制定了《三条教则》：“应体现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8]之后，除专门宣传国家神道的“教导职”之外，作为地方基层行政长官，如区长等都被利用为宣传国家神道的宣传员，甚至为增加宣传力度，还利用了各表演艺术的艺人。为把皇室权威印在每一个日本人的心里，1872年太政官公告将神话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1月29日（1873年改为2月11日）定为“纪元节”，还有祭奠天照大神的元始祭（1月3日）等，由此进一步强化了天皇绝对权威在日本臣民心中的位置。

通过上述法令和“大教”教化运动等步骤，将被重塑的天皇权威逐步植入了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生活，可以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制度上，国家神道已经初步形成。其后，“大教”虽然在自由民权运动的社会政治氛围中有所淡化，但是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最终确认了作为国家神道核心的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第一章明确载明：“大日本帝国乃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对于天皇绝对权威理念的来源，学者们历来多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效仿奥匈帝国皇帝，从而使近代天皇成为西洋式专制君主，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缘于“记纪”神话的传统思想。实际上日本近代天皇制是二者兼而有之，奥匈皇帝的权力缘于君主政治体制，而明治天皇更依赖于传统的万世一系皇国观念，因此不妨说近代天皇制是有形的欧洲专制君主制度与无形的日本皇国历史观念的结合。有关宗教的条款是建立在这种绝对主义天皇制基础之上的。

这部近代公布的宪法虽然不得不提到“信教自由”，但第二章第28条又规定：“限于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以及不违背作为臣民义务之情况下，有信教之自由。”旋即又有第31条的规定：“本章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的场合，不得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9]上述条文实际上赋予了天皇可以随时取消信教自由的权力，为国家神道的一统天下提供了宪法级别的保障。此后所有宗教一步步受到限制，包括民间神道信仰最终都成为国家神道的“翼赞宗教”。

在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当年，文部省发布的“使一般教育独立于宗教之外”的训令：“凡官立、公立学校及其学科课程，纵使在课程之外，亦不准进行宗教之教育或举行宗教之仪式。”这条训令似乎与大教宣布是矛盾的，其实这是明治政府一箭双雕之“妙策”。这时的明治政府不承认国家神道是宗教，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粉饰明治政府的进步性，而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强制宣传国家神道的同时，打击学校教育中各种宗教势力，以建立国家神道在国民精神中的一统天下。1890年作为规范全体日本臣民准则所颁布的《教育敕语》为此做了准确无误的注脚：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斯道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10]

《教育敕语》中所标榜的“我皇柤皇宗”意在确认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以来万世一系的天皇正统。《教育敕语》是公认的日本近代“教育宪法”，其中所称“国体之精华”就是以皇祖皇宗为肇始的神国、皇国观念，因为天皇是神的后代，所以全体臣民不但要克己尊皇，还“应义勇奉公”（御用学者井上哲次郎明确将此解释为“为国捐躯”）。如前所述，这种愚民教育是从小学开始的，在校师生每天课前都要一起诵读《教育敕语》，并齐唱颂扬天皇千秋万代的《君之代》，教室还必须悬挂天皇和皇后像。近代以来天皇制国家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把日本臣民投入战场，就在于日本的学校教育把学生培养成毫无独立人格、惟皇命是从、甘愿“义勇奉公”的“机器人”。如果说国家神道有教典的话，那么要求臣民灭己奉公的《教育敕语》就是最可怕的教典。这种绝对崇拜足以抵消文明开化时期宣传的西方近代思想。

如果说天皇的敕语还需保持含蓄和“矜持”的话，再看神祇院编制的《神社本义》：“大日本帝国乃我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其神裔万世一系之天皇，遵照皇祖之神敕，自悠久古代，永远治理之。此乃万邦无比之国体……历代天皇均常与皇祖为一体。身为现世神而治理圣世……尊严无比之国体，肇之太古，通于无穷。施于中外而不悖者，惟神之大道也。”[11]像这样直接把神话作为国家权力依据的近代国家，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日俄战争之后，为了对抗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想恶化”的形势，1908年10月又发布“戊申诏书”，鼓吹以皇室为中心，上下一体、忠实从业、勤俭治产，以发展国运。“戊申诏书”被下发到全日本的町村和学校，并进行“捧读会”，为日俄战争后的国民“指明了道路”。作为配套措施，还对小学固定修身课教科书进行修订，删除了先前像“他人的自由”“社会进步”“竞争”“信用”“金钱”等各章，增加了“皇太神宫”“建国”“国体精华”“扶翼皇运”“忠孝一致”“皇祖皇宗之遗训”等各章。[12]

其实，所有国家神道的宣传并没有超出江户时代复古神道的新鲜理论，无非是把“记纪”作为“神典”，宣传天皇家族的正统神话。正是因为理论上的贫乏，才只能不厌其烦地重复子虚乌有的“国体精华”，将其注入日本臣民的血液之中，使这些神话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并变成臣民的“自觉”。这种皇国史观的奴化教育，使日本再也没有了江户时代的和平与宁静，等待日本民族的是近代以来无休止的真正修罗场。

作为历史常识，近代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政教分离，而明治维新之后却反而倒退到政教合一体制，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质疑明治政府的进步性。

作为国家神道的精神支撑，明治政府还建立了许多新神社，可大体分为四类：首先是供奉天皇家族的橿原神宫、明治神宫等；其次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供奉天照大神的神社和遥拜殿；其三是以靖国神社为象征的供奉为近代天皇制国家而战死者的神社等；最后是供奉古代忠臣的神社，如供奉南北朝时代南朝忠臣楠木正成的凑川神社。通过这些神社，不仅将天皇家族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把为天皇而死是至尊至上的理念传达给全体日本臣民。其中的靖国神社是利用国家神道彰显“为皇国捐躯”者的大本营，同时也是让活着的人继续“捐躯”的教育基地。

早在1869年，东京就建立了招魂社，“祭奠自幕府末期以来死于内战的‘官军’，也就是明治新政府军3588名阵亡者”。[13]招魂社于1879年更名为靖国神社，之后凡是为天皇国家“义勇奉公”而死的“英灵”都被祭奉在这里。靖国神社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祭坛，享受与伊势神宫同等的待遇，遂成为1945年战败为止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相结合的实体机构。在招魂社时期的1874年，明治天皇首次来此参拜，这是史无前例的，意味着对阵亡将士的破格待遇。1906年又规定军人出征和凯旋时必须参拜靖国神社。作为“扭曲神社”的靖国神社成为激发“大和魂”的魔域和蛊惑对外侵略战争的暴力民族主义的心脏。

1931年日本武力吞噬中国东北之后，国家神道更是恶性膨胀，肆意鼓吹神国必须武力统治世界的“大和梦”，并不断将其变为战争暴力行动。有如日本学者所言：“旨在征服世界的圣战正当化占据了国家神道教义的中心……随着大日本帝国走上侵略亚洲大陆，就发展成了所谓日本拥有征服、统治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神圣使命这种可怕的教义。”[14]政府还强行逼迫日本民众参拜靖国神社。1932年5月，靖国神社举行合祀“满蒙和上海事变”阵亡将士的临时大祭，东京各校学生前往参拜，鼓噪一时。当时有基督教会学校上智大学学生因宗教信仰而拒绝参拜，但文部省次官以“参拜神社是爱国心和忠诚心的表现，并非宗教行为”为理由，提出“不得以任何宗教信仰为理由而拒绝参拜”。

1940年是所谓神武天皇即位2600年祭，三天里有125万人参拜了“橿原神宫”，日本政府借机将天皇崇拜推至顶峰，以支持“圣战”。前述《神社本义》可谓诠释了发动征服世界之“圣战”的根据：“大日本帝国乃我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历代天皇均常与皇祖为一体，身为现世神而治理圣世……施于中外而不悖者。”而作为“施于中外而不悖”的原始依据，竟然是莫须有的神武天皇诏书中所说的“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15]。于是“八纮一宇”成为神国日本的“神圣抱负”，即不仅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更要由天皇代表神国日本来统治全世界。在军国主义国家政权的恶性炒作之下，日本臣民也将此变为一种自觉，他们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生活困苦和妻离子散的精神剧痛，前线士兵在这些痛苦之上，还要展现他们对敌的“勇敢”和惨绝人寰的杀戮。他们认为这是在建立皇国伟业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这种末日景象足以证明日本臣民在精神和肉体上，完全成为国家神道驱使下的精神奴隶和战争暴力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