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国粹主义对西化的反思和提倡传统文化，颇似平安时代对汉文化的反刍。在平安时代的反刍过程中生成了融合汉文化之后的国风时代，然而，明治时代的反刍却没有生成新的融合东西的“国风文化”。伴随着文化国粹主义日趋占据舆论的主流，此前政治色彩浓重的国家主义和皇室国粹主义也随风翻浪，泛起了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国粹论，笔者称之为极端国粹主义。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天皇“万世一系”的正统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天皇还握有作为“统治权”的主权，从而确立了皇权至上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后，通过教育不间断地将皇国思想注入臣民的精神之中，逐渐铸成了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国体观念”。

在天皇制国家权力定音鼓的指挥下，极端国粹主义甚嚣尘上：法学界穗积八束提出“日本国体特殊论”的国家学说；历史学领域的神道学家们对久米邦武“神道乃祭天之古俗”一文进行政治围攻；宗教界1888年由川合清丸、鸟尾小弥太、山冈铁太郎等人结成“日本国教大道社”，发行《大道丛志》，鼓吹通过整合神儒佛三教以成大道之国教；1890年“惟神学会”成立，发行《随在天神》杂志，1892年9月又发行《神道》杂志。这一系列宣扬国家神道的极端国粹主义狂潮几乎淹没了西化的声音，文明开化时代基本结束。总体而言，日本从明治前期的西化主义转向了弘扬传统的国粹主义时代，而这个文化风向标，也预示了明治后期日本内外政策的走向。

在这种社会气氛下，文化国粹主义势难独善其身。尤其是文化国粹主义们曾经极力赞美日本的风土和文化，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日本民众唯己独尊的文化意识，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1894年）[68]可谓典型。书中认为日本的自然景观是在同为东方的中国和朝鲜见不到的“自然美的极致”，从而发出了“江山洵美是吾乡”的自我陶醉式的赞美。甚至设专章赞美了几乎遍布日本全境的活火山的“勇壮”的自然景观，认为火山才是日本风景的代表。《日本风景论》通过赞美日本的风土，论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以及文学、历史、艺术等日本的国粹，认为风土造就了日本的国粹。志贺虽然是站在与西欧对抗的位置赞美日本的，但是该书综合了西洋人和日本人各自的自然观，这种两重性也是人们把作为政教社代表的志贺重昂定性为“开明的国粹主义”的理由。

志贺重昂的目的在于通过赞美日本的自然景观，树立一种审美意识，并以此唤起日本人的民族认同，可谓典型的文化国粹主义论。但是在皇国主义、极端国粹主义泛滥的大背景之下，文化国粹主义在建立日本人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被曲解为日本民族至高无上，经常被用作反西化思想和极端国粹主义的助推器。

此外，政教社成员中本来就有如杉浦重刚倾向于国家主义者，他认为：“日本皇统连绵相继，始终保持着尊严，这只能解释为显示了皇室积蓄的‘势力’无以伦比的强大。”[69]随着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进入了对俄战争准备的“卧薪尝胆”时期，舆论界也急剧转向极端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曾经作为文化国粹主义旗手痛斥藩阀政府的志贺重昂开始“转向”，接受了政府的“橄榄枝”，在藩阀政治首脑伊藤博文的诱导下加入政友会，并成为议员，反省自己“消极主义”[70]的失误，转而支持政府的“积极主义”政策。主持《太阳》杂志的高山樗牛（1871—1902）主张把日本主义[71]作为国民实践的道德原理。更有提倡平民主义的旗手德富苏峰（1863—1957）也转而鼓吹国家主义。

面对甲午战争后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风潮，仍有文化国粹派陆羯南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慨叹“个人元气的丧亡”，认为“在国家名义之下，甘愿忍受负担和所有的牵制，可以说是忠顺的日本民族的特性，所谓忠顺的结果，造成个人（自由）的不发达，以至于国家发达迟缓，此绝非当今之世应该庆贺之事”。[72]然而，此时文化国粹主义已是风光不再。

史学界对国粹主义思想历来评价不一，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国粹主义是明治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应该将文化国粹主义剥离出来。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他们并非狭隘的排外主义者，而是继承了以国家的富强为目标的文明开化运动的精神。”[73]笔者大体赞同这种观点，这是因为：

首先，文化国粹主义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它虽然激烈地批评政府政要华而不实的肤浅的西化主义，但与立足于国家神道、作为意识形态的极端国粹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即文化国粹主义并非国家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判断文化价值的社会思潮。

其次，文化国粹主义并非要拒西洋文化于千里之外，而是主张西洋文化应该与日本文化相协调，尤其提倡接受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如有日本学者所言：“他们的国粹主义，不像江户锁国时期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国学那样从内心否定排除外国（中国）的思想，而是因开国接触到外国（欧洲）的思想，尤其是外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感受到外国的威胁，才致力重新设计组合本国的特色，以回应西欧。”[74]

本来政教社主张的文化国粹是对“非理性西化”现象的一种反动，初始目标是要弘扬民族文化，恢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也确实为明治西化时代的“文化纠偏”发挥了正面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文化国粹主义者们的言论也暴露了诸多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是日本民族优越论，被极端国粹主义利用，甚至被后来的军国主义者利用，成为侵略思想的一个根源。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从国粹中引出日本主义、亚洲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内容，以至使国粹成为反现代性及侵略主义的精神基盘”。[75]也许这个结果有悖文化国粹主义者们的初衷，然而也不可否认，文化国粹主义对日本风土和文化的自我陶醉，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社会背景下，使日本人民错误地感受了这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