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开化时期日本人对西洋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兴趣，而最切近人们日常生活的莫过于衣食住了。

作为日本人西化的最表面的象征，首先是西洋的服装。最初是在明治维新前后海军改换西洋军服，后来陆军也改为西洋军服。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根据1872年11月的太政官令，文官的大礼服[44]和通常礼服采用洋装，废除大化改新以来复杂的传统和式服装。在“近代胡服骑射令”的政府示范效应下，民间也开始了洋装热。不过此时穿着的洋装还显得不伦不类，布新却不一定除旧，诸如：身着洋装却脚踏木屐、西服外面套穿日式短褂、留着传统的发髻穿西服等等。这种混乱的服装大改良似乎也象征着日本传统与西洋文化接触和融合的尝试，也许正是因为喜新而不厌旧，才得以使日本传统文化保留到今天。其实，洋服不仅仅是一种时髦，它比和服更便于工作和运动，因而实用性也是洋服普及的最合理的原因。因而学生、医院护士、铁路员工等诸多部门行业都开始采用西式服装作为本行业的制服。随着洋装的流行，才有了诸如裤子、衬衫等等新词汇。女性服装的变化也很大，诸如披肩、风衣等等都传入日本。这些服饰开始都是进口货，普通人因价格昂贵而不敢问津，但到19世纪80年代京都的西阵生产出棉织廉价披肩等，于是西式服饰开始在女性中大流行，不久又时兴大衣外围披肩挎手袋，成为当时文明装束的象征。

不仅仅是服装，人身修饰也开始了新风俗。1871年实行男子断发令（禁止男子束发），但反对之声高涨。为此，1972年，仿效俄皇彼得大帝剃须明志[45]，明治天皇剪去发髻、改着西装。明治天皇垂范的同时，为奖励断发，专门对剪新发型的理发店实行免税优惠的鼓励政策。由于男子发型趋短，已经看不到像女性那样高高的发髻了。对妇女的发型没有做强行的规定，但是自古以来作为已婚妇女象征的染齿和剔眉的传统习俗，在19世纪70年代初停止了。1885年渡边鼎与石川暎作结成“妇人束发会”，推广“洋发”，并出版印有图解的小册子《洋式妇人束发法》，推奖“洋发”的经济、卫生、便利等，一时间家庭主妇的“英国卷”，少女的“雏菊式”等“洋发”大流行。随着服装发型的变化，专营宝石、戒指等舶来饰品的珠宝店也不断增加，镶钻戒指惹来女性们羡慕。此外，诸如新式的扑粉[46]、香水等化妆品也极为畅销。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文明开化的退潮，日本人的日常服装又出现了变化。和服（裙裤搭配上衣外套）又占据了主流，成为日本普通男子的正装，妇女也效仿男子穿着类似式样的和服。尤其有代表性的是女学生，到19世纪末，御茶水女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女生开始穿和式上衣和裙裤，全国女校争相模仿。之后，华族女学校（女子学习院的前身）穿的绛紫色裙裤成为女学生的代名词。

明治日本人饮食的西洋化主要表现在开始食用肉类和面包，针对肉食还经历过一场“文化冲突”。伯理初到日本就与日方围绕牛肉展开了一番交涉。美国舰队停泊下田时曾要求日方筹措200只鸡和60头牛，日方接待人员不解地问：船上既不能饲养又无需耕作要牛何干？答曰食用。日方当场拒绝：“在日本牛可帮助农民耕作，被视为仁兽，食牛过于残酷，断难接受。”美方解释说，这是饮食习惯不同，就像日本人不可一日无米，肉是西洋人的常食，没有肉食就不能生活。[47]其实，除了上述日方拒绝理由之外，还因为日本是佛教国家，明治维新以前认为吃四条腿的动物会使身体变得不洁。当时只有属于贱民的皮匠们为生产皮革制品而宰杀牲畜，人们在提到贱民时往往会伸出四个指头，意思是吃四条腿动物的人，因而几乎没有人吃牛肉和猪肉等。于是食肉交涉的插曲一时变成了外交与文化问题。

由于开港后常居横滨等居留地的外国人的需求，日本开始出现肉类市场。在外国人的示范下，一些与外国人接触者开始食肉。东京出现了中川、三河屋等牛肉店，不过最初还是扭捏地打着“养生牛肉”的招牌，说是“一锅牛肉藏百草”。到1872年肉食进入皇宫，明治天皇也一饱口福。之后肉食迅即流行开来，当时被戏称为“安愚乐锅”[48]的学生们成为日本人中的第一批“肉食者”。之后，出现名声显赫的神户牛（在但马和淡路饲养，于神户贩卖的优质牛肉），牛肉消费量逐年上升，牛肉店也毫无顾忌地挂出了用红笔书写的牛肉字样的招牌。在农村肉食的普及过程较为艰难，其一是农村相对贫穷，其二在农村食肉仍然是禁忌，一旦食肉就不能再到神社参拜。后来大量农民参军，而军队率先食肉，从而破除了流行于农村的食肉禁忌。以前被视为野蛮的食肉习惯，如今变成了文明的象征。

关于面包。早在明治之前，幕府开明派官僚江川英龙就曾在荷兰商馆学习烤面包，1868年萨摩藩兵急行军时就将面包作为口粮，争取了时间。其后不久东京市中心出现面包房。不过，面包还是没能成为普通日本人餐桌上的主食，而多是加入砂糖、豆沙馅等，是作为和洋折中的点心而普及的。即使在文明开化大潮下，面包也没能替代日本人千年主食的米饭，尤其是农村，整个明治时代几乎没有食用面包的习惯。与食品如影随形，诸多西洋饮品也陆续在日本登场：1869年牛奶入宫；1875年西点店开新堂开张；1888年西洋画画家松山省三开设了日本最初的咖啡屋，之后咖啡屋迅速普及；1899年日本麦酒株式会社开设第一家啤酒屋。此外，1873年面向日本人的西餐店精养轩开业，不过座上客仅限于上层人士和一些文化人，吃西餐被看作是一种排场或者是拥抱西洋文化的象征。

明治时期与西洋饮食方式流行的同时，日本传统食品也趋于大众化。比如，在江户时代食糖属于奢侈品，豆馅儿多是加盐调味，明治时代开始使用食糖为豆馅儿调味。江户时代各地的特产果子（点心之类）不断改良以适应大众的口味，民众的需求又刺激了诸多著名商铺出现。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产业工人的激增，“荞麦屋”“面屋”等各类适于庶民消费的低价小饭馆“一膳饭屋”也迅速增加。伴随小饭馆兴起的还有经营茶点的“茶屋”之类的各种小吃店，以供过路行人小坐轻食消费。到19世纪末，“鳗鱼屋”、“天麸罗屋”、专供小酌的“居酒屋”、夏季的冷饮店等等遍及城市的角落，基本奠定了当今日本人“外食”消费的格局。

明治时代兴建的建筑首先表现在官厅、学校、银行等公共建筑的西洋化，其显著特征就是使用“炼瓦”（砖）。1878年银座大街建成的所有建筑都是砖结构，因而银座大街得名为“炼瓦街”[49]。日本传统建筑一般为平层，最多两层，而洋式住房采用砖结构，因而出现三层以上的楼房。与“炼瓦”相关联的是西式建筑使用的玻璃和房间内使用桌椅，这种建筑的外部结构和室内设施，非常适用于办公，因而诸如官厅、公司、学校等公共场所全部采用了西式建筑，之后逐渐流行于商店、旅店、餐馆、理发店等服务行业。洋式住宅与日本传统住宅的室内设施是不同的：前者有客厅并可以锁住自家入户门，而且有桌椅和床；后者则是开放式的，尤其是江户时代普通庶民多聚居于“长屋”[50]，而且是席地而坐。由于西式房间的舒适，许多私人住宅也开始在和式住宅中专门开辟一间备有桌椅的洋式客厅。日本人同时享受洋房的方便与和室的简捷，成为典型的“双重文化”共存的标本，它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日本人“兼容东西”的性格。

与西式建筑相伴的照明设备的更新，是文明开化的又一个亮点。1860年左右煤油灯传入日本，1866年日本开始进口煤油。[51]煤油价格低廉且比传统的菜籽油等植物油更加明亮，因而西式玻璃罩煤油灯迅速取代了旧式使用植物油的纸灯笼。明治初年到19世纪末是日本的煤油灯时代，煤油灯不仅可固定使用，也可以提、挂，使用方便，煤油灯给使用者带来了一种文明的气氛。继煤油灯出现后，1872年横滨外国人居留地开始使用瓦斯灯照明，1874年银座大街也开始使用瓦斯灯，但当时还是明火儿，因而不如煤油灯明亮。后来发明了灯芯罩，亮度远超煤油灯，到19世纪末室内也开始使用瓦斯灯了。此外，日本于1885年开始使用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但普及速度很慢，明治时代大多还是使用煤油灯。

由上述可以看到，衣食住的文明开化多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尤其是明治天皇发挥了示范的作用。除上述着西装剪发外，为迎合西洋外交礼仪，明治天皇还以“天皇的神格屈尊”与美国总统格兰特握手、与意大利皇帝堂弟行接吻礼等等，这些都显示了日本政府急于与西洋接轨的决心。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仅改变着日本人的生活面貌，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以说当代诸多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大多在这时定格了。然而，鹿鸣馆时代的西化主义却令人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