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馆现象引发的西化主义泛滥达到了文明开化的顶点，人们称这一时期为鹿鸣馆时代（1883—1887）。鹿鸣馆于1883年竣工，可以提供宴会和舞会等服务项目，目的是为日本政府官员进行外交活动、上层人士结交外国人提供交际平台。

“鹿鸣”取自中国《诗经·小雅·鹿鸣》原文第一段：“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段最恰当不过地形容了鹿鸣馆中达官贵人们在鼓瑟笙箫中取悦洋人的情景。鹿鸣馆是英国建筑师设计的作品，上下两层达1450平方米，是一座以新巴洛克风格为基调的建筑，整体极尽奢华，当然也是“炼瓦”建筑。由日本人营造的诗经与巴洛克中西合璧的文化奇景，可谓文化寓意深刻。

1883年11月28日，由当时的外务卿井上馨与夫人主持了鹿鸣馆开馆典礼，原预定明治天皇出席，因故改由亲王出席。当天聚集了亲王、参议、知事、县令、各国公使、显贵淑女等约1200人。[52]当时的报纸记载了开馆式的盛况：“正门悬挂着国旗，弓形绿门点缀着**。以本馆为中心望去，路分左右，彩灯无数……红白相映，交错于树影之间。本馆正面以瓦斯灯编成鹿鸣馆三个大字，照耀周围灿然如白昼，真可谓不夜之仙境。晚八时半始，嘉宾云集，须臾园中车马数百。主客应接礼毕……奏乐声起，众宾客相携进入楼上巨室，内外缙绅贵妇淑女交相起舞……馆外烟花燃放如舞者舞于柳影花丛之空中……楼下黄白人种相间，以台球为戏……十点整众宾客下楼至自助餐厅，享酒馔之飨……众宾客尽欢而散已是午夜。”[53]时人形容鹿鸣馆狂欢之夜，使整个东京“羡杀、笑杀、惊杀、恼杀”，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震动，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鹿鸣馆式西化的复杂心态。

政府官员们经常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及其夫人小姐们来鹿鸣馆参加晚会。甚至每当鹿鸣馆有大型活动的日子，专门为居住在横滨的外国人开通直达东京的专列。在外务卿井上馨、参议大山岩、文部卿森有礼和他们的夫人们的努力下，几乎每天都有晚会。[54]鹿鸣馆聚集着洋装艳抹的西洋和日本的名媛，钟鸣鼎盛，彻夜狂欢。那西洋景使人难以相信鹿鸣馆是坐落在日本东京。

1887年，伊藤博文不仅在鹿鸣馆大搞内外联谊活动，甚至还在首相官邸举办大型化装舞会，邀请内外宾客达400人，其中既有山县有朋、井上馨等政治家，也有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等实业家，甚至还有如东京大学校长渡边洪基等知识界精英。伊藤本人乘兴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颇遭物议，成为舆论集中指责的对象。

以井上馨、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政要之所以煞费苦心地在鹿鸣馆外交中狂热地为西化造势，取悦于西洋人，其目的在于显示日本已经进入文明国家行列，并以此获得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与西洋各国同等的地位。然而，鹿鸣馆时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是：“于彩灯、狂呼乱舞的欢乐场通宵达旦，明治时代是愚笨的、日本史上独一无二的、浮华的、兴致勃勃的滑稽时代。”[55]鹿鸣馆时代几乎所有的大人物都没能免俗，由作为政治首脑的诸位大臣领衔，上自皇族下至实业家，尽情雀跃狂舞。鹿鸣馆时代作为日本近代欧化主义的象征，它反映出一种肤浅的急于与欧美国家平起平坐和实现超速现代化的心理躁动。鹿鸣馆文化在形式上的西化程度似乎已经无以复加，然而结果对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鹿鸣馆外交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其西化方式也与日本传统的儒家风范形成极大的反差，因而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人们揶揄说：“西洋交际舞盛行起来……贵妇们无论如何也要穿西洋服装，由于袒胸露背时常要忍受感冒的困窘。”[56]

1888年大隈重信接替井上馨出任外务大臣、黑田内阁取代伊藤内阁，大隈对鹿鸣馆外交本来就不曾抱有希望，既然对修改条约没有任何帮助，又受到社会上激烈的指责，也就没有必要勉力为之了，鹿鸣馆的时代剧终于落幕。缺乏深层文化根基的鹿鸣馆躁动本身，除了增添历史笑柄之外，如同幻影一掠而过，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过，鹿鸣馆时代在日本近代文化史上也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插曲，井上馨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学术、各种法规、融入国际社交礼仪的思想和实践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化遗产。比如鹿鸣馆时代创立的罗马学会、法国学会、英吉利法律学校等学术教育机构，对日本的西洋学术研究和新式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鹿鸣馆时期可谓日本近代欧化主义的象征、狂热西化的顶点，在鹿鸣馆西化的示范下，当时的日本卷起西洋旋风，似乎所有日本传统都需要西洋化，以西洋为样板的改良之论风靡日本。诸如：演剧改良、歌舞改良、小说改良、音乐改良、美术改良、衣食住改良等等。无论贫富皆以西洋为高尚，甚而主张人种改良。面对鹿鸣馆时代无节制的媚洋风潮，一部分日本知识层担心：“作为西化的代价，日本将失去根据，为达成独立而丧失个性”[57]，以至于日本民族名存实亡。加之，东西“两个种姓”之间平等的舞伴并没有成为平等的政治伙伴。鹿鸣馆的时代剧在声讨中慌乱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