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杂志无疑是近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工具。

早在17世纪日本就已经有“读卖瓦版”为庶民提供新闻。这是在江户街头出现的一种单张单面的出版物，其内容多为天灾人祸、情死、怪异等等的即时消息。一般是以粘土坯刻版，因而称瓦版。又因贩卖者为吸引买者而边读边卖，谓之“读卖瓦版”。有观点认为，读卖瓦版是日本报纸的雏形。

从幕末时期开始出现十余种由外国人在日本发行的“欧字新闻”，如1861年英国人汉萨德（A. W. Hansard）创办的《长崎航讯》（Nagasaki Shipping Listand Advertiser）、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e）创办的《日本先驱报》（Japan Herald）等。[37]由于这些报纸的刺激，再加随着开国以后国内外形式的复杂多变，幕府逐渐感觉到在第一时间了解海外世界动向的必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必须要向国人宣传开国是大势所趋，以争取舆论的配合。1862年终于在日本发行了最初的报纸《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内容是由蕃书调所的兰学家们摘译自荷兰驻巴达维亚（即雅加达，荷兰占领后改称巴达维亚）总督府的机关报。在民间还有1865年美籍日本人浜田彦藏发行的《海外新闻》。

由于朝幕的政治对立发展成战争，以及幕府倒台后形势的扑朔迷离，人们急需了解局势发展动向，为满足这种需求，仅1868年创刊的报纸即有38种[38]。这些报刊的文章大多支持幕府一方，对萨长两藩中伤大政奉还后的德川庆喜的做法极为反感，因而对明治政府基本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其中1868年柳河春三发行的《中外新闻》是由日本人创办的首份日文报纸，也是当时最有声望的报纸。福地源一郎担当编辑的《江湖新闻》以其政论大放异彩，福地源一郎因发表攻击明治政府的文章“强弱论”，招笔祸入狱，报纸也遭禁。当时也有“勤王”报纸《太政官日志》《各国新闻纸》《内外新闻》以及《都鄙新闻》等等。佐幕报刊与勤王报刊对政局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争，这也是当时报纸骤然涌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湖新闻》事件后，政府发布报纸取缔令，除极个别有外国背景的报刊之外，所有佐幕报纸均遭封杀，由此一举扫**了民间反政府的舆论。之后政府发行的《太政官日志》一统天下。知识界对此举极其失望和不满，明治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标榜尊重民主自由和尊重舆论，即所谓“万机决于公论”“天地之公论”等等，如此粗暴地封杀报纸，无异于自毁形象。为缓和与知识界的对立，收拾社会人心，政府又于1869年2月公布了比较温和的《新闻纸印行条例》，虽然大大放宽了管制，但还是规定了“不许对政法妄加批评”“不得宣传佛法”等条款。之后《中外新闻》等四种报纸得以复刊，又有《明治新闻》等若干报纸创刊，不过这些报纸都是不定期的。从幕末开国到明治政府建立这段时间是日本报业的孕育期，而明治政府对报刊的态度，向新闻自由发出了不祥的信号，这也就规定了日后政府通过管制和操纵，以“引导”报刊舆论的基调。

为配合文明开化大局，政府对报纸采取了有条件的扶植政策，强调“新闻纸应以开启人们知识为目的……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39]。这期间出现了许多官方系统的报纸，诸如：1870年大学南校创刊、箕作麟祥指导编辑的《海外新闻》；在神奈川县知事的支持下由横滨富商出资，子安峻、栗本锄云等编辑的日本第一份日报《横滨每日新闻》；1871年在木户孝允指示下创办、画家长三洲和佛教界岛地默雷等编辑的《新闻杂志》； 1872年在大隈重信和江藤新平支持下，由条野传平等人创办的《东京日日新闻》；日本邮政之父驿递局负责人前岛蜜创办的《邮便报知新闻》等等。此外，还有地方扶植的《京都新闻》《大阪新闻》等创刊。1872年共有20余种报纸创刊，“是我新闻发达史上划时代的年份”[40]。在新一轮的创刊热中，政府掌握了先机。1872年3月大藏省指示为全国3府72县订阅《新闻杂志》、《日报社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和《横滨每日新闻》。这段时间政府通过报纸垄断了社会舆论和知识普及，在日本新闻史上称为“官报”时期。

1873年政府内部因“征韩”问题两派彻底决裂，与西乡隆盛联袂下野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人，把报纸作为攻击政府的有力武器。板垣退助等人的“民选议院设立建议书”全文见报，作为民权论第一个公开的声音，耸动天下耳目，激起由学者、政论家和热血青年参加的自由民权运动。一时间，报纸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全面批评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施政之弊。此一现象在日本新闻史上称为“政论报刊”时期。对此，政府的回应是于1875年6月先后公布了“新闻条例”和“谗谤律”，对报纸和一切反政府的舆论进行史无前例的镇压，甚至出现在德川幕府时期都不曾出现过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文字狱。法令公布后数年间受处罚的报刊笔祸事件达349件，受处罚人数200余名，一时东京监狱因笔祸事件入狱者人满为患[41]。明治政府彻底践踏、阉割了由他自己提倡的尊重公论和“决于公论”等民主精神，而言论自由本应该是“文明开化”的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

由于政府对舆论的镇压以及报纸本身也因政治化而较少刊载其他社会消息等原因，超越党派而符合大多数民众需求的中立性、综合性的“小报”应运而生。东京的《读卖新闻》和大阪的《朝日新闻》分别于1874年和1879年创刊。这类报纸的发行量不断上升，其中《读卖新闻》发行量居各报之首。至此，日本报刊的发展逐渐开始面向更广泛的庶民阶层，开始发挥着近代市民社会中应有的作用，并逐渐走向成熟。

1874—1877年日本全国报纸发行量攀升情况[42]

1881年，以大隈重信为首的自由主义官僚们被排斥出政府的“明治十四年政变”引发了组建政党的热潮。著名的有：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福地源一郎分别创立了自由党、改进党、帝政党。各政党利用报纸进行论战，诸多报纸几乎又成了各政党的机关报。诸如：自由党的《自由新闻》《日本立宪政党新闻》；改进党的《邮便报知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立宪帝政党的《东京日日新闻》《明治日报》等等。期间除各党党首外，诸多著名人物参与各党报刊，如自由党系统有：马场辰猪、中江兆民、田口卯吉、田中耕造等人；改进党系统有：矢野文雄、犬养毅、尾崎行雄、藤田茂吉、原敬等人。帝政党由于主张主权在君，违背当时潮流，主张超脱党派之外的政府也认为帝政党有被看作政府党之嫌，不久自行解散，因而影响不及自由党和改进党。之后，在政府的分化策略下，自由党于1884年10月宣布解散，改进党也由于主要党员退党而空有其名，他们的机关报也失去了昔日风光，逐渐衰落。这就是所谓“政党报刊”时期。

与上述政党报纸走向衰落相反，没有卷入党争的报刊却得到了发展。主张“不偏不党”的《朝日新闻》以中立的事实报道为宗旨并潜心建立起通讯网，还向海外派遣记者。另外，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也采取不偏不倚的独立态度，宣传官民调和。这些办报方针使他们的报纸赢得了声誉，发行量也迅速上升。

从近代日本报刊业的出现和初期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线索，即诸多报纸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从报人方面言，经历着与政府既合作又对立的过程。从政府方面言，为各报刊同时准备了萝卜和大棒。政府为刺激新闻界的发展和民众读报习惯，采取了降低报刊邮费，投稿免邮费等诸多措施。另一方面，对敢于批评政府的报刊采取了严酷的镇压政策，这也就造成了近代以来，日本在对外战争时期国内报界“举国一致”欺瞒民众的现象。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为止，政府手中的萝卜和大棒轮番上阵，演绎着日本报界屈服、抗争、再屈服，最终完全沦为专制政府传话筒的曲折而可悲的宿命。

与报纸形影相随的是杂志。1861—1863年日本就开始翻印并发行在上海出版的《官板六合丛谈》《官板中外杂志》和香港英华书院出版的《遐迩贯珍》。在日本最早使用杂志一词的是前述《中外新闻》的创刊人柳河春三，他于1867年创办了《西洋杂志》月刊，是日本发行近代杂志之先驱。《西洋杂志》第一期提示的办刊目标是：“广集天下奇说新人耳目，为此诸科学自不待言，以至百般技艺，有益于世人之译说，均请不吝赐稿。”[43]

明治政府建立后的前十年，掌握近代知识的学者、思想家们纷纷宣传新学，因而形成创办各类专门杂志的勃兴期。1874—1877年新创刊的杂志尤其集中，在此仅举其要者：综合性的启蒙类有福泽谕吉编辑的庆应义塾机关刊物《民间杂志》（1874）、明六社创办的《明六杂志》、小野梓主办的洋学团体“共存同众”的刊物《共存杂志》（1875）等等；宗教类有佛教的《报四丛谈》（1874）、《名教新志》（1875）和基督教的《七一短讯》（1875）；医学类有《医学杂志》（1875）、《顺天堂医事杂志》等；汉文学类有：《新文诗》《明治诗文》等。此外，还有东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学术杂志《讲学余谈》（1877）等。到明治二十年代（1877—1886）除上述各类杂志继续增加之外，还扩展到学术、娱乐、妇女儿童等领域。专业学术类如：《东洋学艺杂志》（1881）、《德国学协会杂志》（1883）、《中央学术杂志》（1885）等；文艺娱乐类如：《芳谈杂志》（1878）、《歌舞伎新报》（1879）等；妇女儿童类如：《女学新志》（1884）、《颖才新志》（1877）等等。总体看来，这些杂志除少数思想类外，大多与政治距离较远，因而命运似乎比报纸幸运得多，在较少遭受迫害的情况下，逐渐稳步发展并形成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