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的传播可谓是文明开化的基础。西洋的近代社会思想在江户时代兰学家那里已经出现了萌芽，幕府六次派使节团出访欧美，且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积累了西方知识和西方近代思想。明治天皇和明治政府的要员们都亲身经历了幕末日本与欧美折冲的社会动**，也为他们的攘夷行动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们亲身感受到西洋国家强大的综合物质实力，以及支撑物质实力的近代文化观念的价值。由此，明治政府的要员们放弃了他们幕末时期的攘夷策略，而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开放政策，并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于是在政府的号召下，部分具有西方知识和西方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西方近代社会思想如同破堤的潮水汹涌扑向日本。这是一场：“源于我国封建制度和西洋资本主义文明之间巨大的气压差所引发的飓风，从实质上看，是迅速打破我们祖先过去的不合理的因袭、束缚和桎梏的焦急的欣求自由的运动。”[3]

提到启蒙思想的先驱，应首推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国民教师”的福泽谕吉。在传播西洋文化的过程中，“福泽谕吉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标本式人物来观察”[4]。早在1866年福泽谕吉就开始出版《西洋事情》初编三卷，1869全书出版完毕。该书以作者实地考察欧洲各国（法、英、荷、普鲁士、俄国、葡萄牙）所得知识见闻为经，参阅英文各类人文社科著述为纬，综合介绍了西洋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成为当时日本官民对外国作一般性了解的首选参考入门书。福泽谕吉曾担心：“不知天下有没有人读这种书。即便有人读此书，也很难想象人们会把其中所讲的内容使用在日本的实际上。”[5]结果是，“一人说万人应，不论朝野，凡谈西洋文明而主张开国之必要者都把《西洋事情》至于座右。《西洋事情》好像是无鸟乡村的蝙蝠，物质社会的指南，甚至维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是根据这本小册子制定的。”[6]该书仅初篇就售出15万册以上，如果加上盗版则可达到20余万册，成为明治维新前后流传最广的著述，确属一部唤起日本民众的启蒙著作。该书的畅销传达了日本人渴望文明开化的信息。

《劝学篇》沿《西洋事情》拾阶而上，是最能反映福泽谕吉文化思想的又一部著作。该书从1872年到1876年共出版17册（每册数十页），总发行量为340万册[7]，而当时日本的总人口是3500万，足见该书的影响无可置疑。《劝学篇》采用实学态度的同时，指出了实现文明开化的具体路径，那就是必须效法西洋。该书开篇即大胆地唱出了民主自由思想，基于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天之生人，亿兆皆同一辙”的精神，写下了“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名言。福泽渝吉认为人生理应自由自在，没有被束缚的理由，并提出：“如没有国中人民独立之魄力，就不能伸张独立国家之权利义务。”[8]由此可知，福泽谕吉已经悟出西方近代社会原理的精髓。他具体勾画了文明社会的六大课题，即独立自由、信教自由、奖励技术、普及教育、健全法制和社会设施。福泽谕吉是从根本精神上去理解近代西方社会的，认识到要使日本民族文明开化，就必须掌握“有形的自然科学”和“无形的独立精神”，从而使他超越了同时代日本的所有思想家，为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和思想启蒙树立了明确的目标。

福泽谕吉似乎觉得上述两书意犹未尽，或许是认为新政府的作为不尽如人意，于是又在1875年出版《文明论概略》一书，更激烈地阐发他的“一身独立”的社会主题。书中提出了日本社会存在严重“权力偏重”的现实，诸如家庭中的男女、父子、兄弟、长幼关系；社会上师徒、主仆、贫富、贵贱、嫡系旁系等关系。而“在政府方面，按着官吏的地位等级，偏重的情形最为严重。政府官吏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看起来好像很有权力，但这些官吏在政府里，受上级的压迫，比平民受官吏的压迫还要厉害。”总之，“只要有人的关系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偏重”。[9]福泽谕吉把这种状态下的日本人称作“精神的奴隶”，并认为“日本有政府无国民”。看来，日本的状况并不能使福泽谕吉满意，日本仍然要进行“民心改革”，以达到日本人的“一身独立”。此外，《文明论概略》还深受基佐《欧洲文明史》等著作的影响，用文明发展史观取代了传统的儒家劝惩史观，“可以说显示了开化期思想著述中的一个顶点”[10]。

从上述福泽谕吉的启蒙三部曲可以看出同一个主题，即：“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11]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著述确实完成了它的时代使命，日本学者认为福泽的上述著述“对明治初年我国社会给予了无可估量的深远的感化影响，完成了明治新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使命”。[12]

启蒙思想绝不只是福泽谕吉单枪匹马的独角戏，明六社和《明六杂志》就是思想启蒙知识群体的大本营。

谈到启蒙思想就不能不提到明六社，就像谈法国启蒙运动必须谈论百科全书派学者一样。明六社成员多是幕府培养的人才，而且大多是幕府洋学机构开成所的成员，或担当幕府时代与外国有关的工作。明治政府不仅继承了幕府的开放政策，而且录用了幕府培养出来的这批知识精英。正是这批人于1873年（明治六年）结成了传播启蒙思想的团体“明六社”。

明六社成员明治维新前后任职情况表[13]

明六社由森有礼发起并任社长，结社主旨有二，其一：“为推进我国之教育，会同有志者，商议其手段。”其二：“同志集会交换异见，广知明识。”[14]社员同仁每月聚集两次，轮流“谈论”发表己见并做记录，不久“谈论”演变为公开讲演会，而“论谈”之记录，在明六社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上公开发表[15]。公开演讲会成为东京文明开化的一大象征，而《明六杂志》也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初的综合性人文社科杂志。

《明六杂志》刊载内容涉及议会制度、言论自由、政治刑律、经济贸易、夫妻家庭、男女道德、教育宗教、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论者们纷纷发表己见，意在以西洋标准否定日本既存的旧观念、旧制度。比如，森有礼的《妻妾论》认为，如不废除“以女子为玩偶”的一夫多妾的恶习，“外国人就会视我国为地球上一大**之国”，甚至把实现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夫妻关系提高到立国的高度，“夫妻关系乃人伦之大本，本立而道行，道行而国家始立”。[16]津田真道的论题涉及到人权问题，其文《拷问论》提出：“如不废除拷问，无以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17]西村茂树的《贼说》提出“朝敌”并不等于“贼”，因而否定了反对君主或政府就是“贼”的传统观念，由此还涉及人民有抵抗暴政反映民意的权利，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等观点。西周在《国民风气论》中指出，日本人因两千五百多年来奉戴天皇而形成了远比中国更甚的自视为奴的奴性，为改变这种现状要提高日本人的权利意识。中村正直的《人民性质改造说》与西周的观点不谋而合，提出为消除“奴隶根性”就要设立民选议院。中村还提倡男女教育均等论等诉求。

明六社成员还翻译出版了诸多西方的思想启蒙著述。中村正直于1871年出版了译自斯迈尔斯的《西国立志编》（原书名为Self Help），提倡勤勉敬业、真实忠直等精神，意在激励“自助人生”。该励志之作，吸引了广大读者，成为学校，甚至私塾的教材，知识人几乎人手一册，其影响可与福泽谕吉的启蒙三部曲相媲美。中村还有译自穆勒的《自由之理》于1872年出版，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加藤弘之著《真政大意》（1870）、《国体新论》（1875），宣传天赋人权思想，主张建立三权分立的立宪政体。加藤认为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君主和政府都是为人民而存在的，制定宪法要基于公论，而且必须要防止君主肆意妄为之弊。可以说，加藤弘之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中是最激进的政治启蒙学者。

此外影响较大的译著还有：津田真道译《泰西国法论》、西周译《万国公法》、神田孝平译《性法略》（自然法）等，传播了自由主义的法理思想；西周的《百学连环》基于孔德的思想奠定了引进西洋哲学的基础；神田孝平译《经济小学》在日本最早介绍了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箕作麟祥译《泰西劝善训家》介绍了西洋的伦理道德学说。此外，明治初年刊行的如《万国新史》等诸多世界史和西洋史书多被学校用为教科书，也在社会上流行。这些著述为文明开化时期的思想启蒙，提供了丰富的西洋背景知识。

就在思想启蒙活动不断深入的形势下，1875年政府制定“谗谤律”，修改“新闻条例”，开始全面镇压反政府的言论活动，更有《评论新闻》《采风新闻》等报刊被封杀[18]。明六社同仁也被迫面临选择，即《明六杂志》是继续发行还是停刊，如果继续发行将面临着是“做政府的罪人”，还是“屈从于政府”的两难选择。结果根据大部分同仁的意见选择了停刊，明六社也自然解散。

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以西洋思想为蓝本，把日本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模式而加以否定，有强烈的为改造国民性而全盘西化的倾向。宏观而论，明治初年的思想启蒙，为日本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近代知识体系，可以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化史上最灿烂夺目的一页。它虽然时间短暂，甚至可以说是一瞬即逝，但它象征着明治维新后最朝气蓬勃的时期，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和与他们互动的日本民众对未来现代化日本的憧憬。如果日本朝野真的按照启蒙思想家们开辟的路径稳步行进，或许有希望创建一个健康的现代化社会。然而，遗憾的是思想启蒙活动，反而因身体力行民主政治的自由民权运动而夭折，这个结果大概也是明六社启蒙群体所始料不及的。

有学者认为明治初年由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领衔主演的启蒙思想宣传活动，相当于法国的启蒙运动。这里之所以没有使用“启蒙运动”这个概念，是因为明六社的结局已经做出了历史的提示，即明治初年的思想启蒙活动没有形成像欧洲尤其是法国那样演绎出反对皇权专制、反对宗教迷信的社会运动。究其原因，明六社的成员除了福泽谕吉和箕作秋坪之外，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而自由民权运动主导人物都是没能进入新政府或被排挤出新政府的人们，再就是一些旧武士阶层。这就使得启蒙思想家和自由民权派实践家之间，成为先天的对立集团。政府的启蒙政策实际上是由明六社成员的官僚学者们承担的，这就显示出日本近代文化的特征。即启蒙的目的是要扫除封建幕府时代的封建思想，而执政者虽然改革意欲强烈，但是他们不希望剧烈彻底的社会大变革，任何超出他们改革范围的文化都会遭受拒绝。他们一方面要打破德川幕府的统治模式和体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在培育资产阶级的同时确立集权政治体制。而自由民权派将思想启蒙变成了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标的政治实践运动，自然成为政府的反对派，而随着政府趋于政治保守，启蒙思想宣传活动也就走到了尽头。虽然自由民权运动继承了启蒙思想中的部分政治思想，但归于失败。因种种原因，近代日本建立了天皇独揽大权的专制君主立宪政体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国家神道，而这个结果正是当初启蒙思想极力批判的对象。换言之，在法国启蒙运动是推翻专制皇权和宗教迷信的利器，而在日本思想启蒙之后，反而建立起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专制和迷信。看一下思想启蒙者的思想蜕变过程，就不难理解这个结局了。

1874年1月板垣退助等一批下野参议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议书”，并攻击当时政府专制，揭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序幕。当时朝野围绕建立民选议院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作为明六社成员的基本态度，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应先建立贵族院等等。及至明六社解散以后，成员们就开始走向自己所宣传的启蒙思想的反面，逐渐向政府靠拢，收起了启蒙思想的锋芒，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加藤弘之和福泽谕吉可谓是最极端者。在理论上极力宣扬民主政治的加藤弘之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反对民选议院，成为明治政府的代言人。就任东京大学首任校长的加藤弘之于1881年将《国体新论》《真政大意》亲自毁版，并于1882年出版《人权新说》，提出天赋人权是妄想，点名道姓地说“古来未曾有之妄想论者其谁乎？即彼有名之芦骚氏是也。”还说妄想主义妨碍“实理”之发现，妨碍社会之进步，“殊为可叹。”[19]从而转变为宣扬社会进化论，支持官僚专制的国权主义者。[20]福泽谕吉则认为自由民权阵营是“无赖者的巢窟”。之后又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公开主张为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强权政治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无视国际法，并于1878年露骨地提出：“可依赖者惟兵力之强弱，百卷万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21] 1885年福泽谕吉又发表了与强权主义相配套的《脱亚论》，继而全力支持日本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而且要求日本国民以人权服从于国权，堕落为以侵略战争来实现其国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至此，加藤弘之和福泽谕吉的思想变节，自生自宫地阉割了由他们自己大力宣倡的天赋人权论和“一身独立”的目标。启蒙思想的夭折已经向人们暗示了近代日本的思想发展空间的限界。

其实，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脉络中，西洋不仅是日本追赶的目标，同时也是未来的竞争对手，因而要通过学习西洋唤醒民族主义，从而造就新的日本国民。而要造就新的国民就要脱离专制愚昧的亚洲，这里已经潜藏着民族沙文主义的萌芽。随着这种萌芽的滋长，逐渐走向“脱亚”“侵亚”的道路。可以说，这就是明治日本启蒙思想家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