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理来航到明治政府建立的幕末时期，幕府面对来自欧美的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对应。幕府自1860—1867年仅8年时间里，先后遣往欧美各国的使节团就达6次之多，派出总人数近300人[88]，走遍当时主要欧美国家。如此高密度、多目标地派出人员了解西洋的举措，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因而产生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幕末开国之后，外有洋人压力，内有“志士”发难，幕府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严重的形势下，出于民族生存的危机感和对欧美文明的歆慕之情，更是为设计变革社会的蓝图，幕府表现了积极进取的姿态。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其《激**的百年史》开篇即云：“1860年，为了批准日美通商条约，日本使节乘美国军舰渡美时，胜海舟等人乘二百五十吨的‘咸临丸’横渡了太平洋……这件事，象征着现代日本的序幕。”[89]

幕末遣欧美使节团一览[90]

1860年遣美使团原定正使开明派幕臣岩濑忠震曾明确表示：借交换条约批准书的机会，亲自率有为之人才赴美，视察外国状况，以促进我国之进步，老中堀井正睦也“颇以此议为是”。[91]虽然因政局变化，最后率团正使换成“温厚长者而非良吏”的新见正兴，但随团成员中的访美成果却不可低估。当时各藩及有识之士都在关注组团信息，伺机随团考察欧美国情，结果使团一行扩充到77人[92]，另有咸临丸乘员96人，总计173人。随团人员留下了大量介绍欧美国家的记录。如“专攻圣道者”的玉虫左太夫所作《航美日录》八卷、洋洋20万言，在全面介绍美国社会的同时，开始反省传统文化之弱点，改变了此行之前以传统的夷狄观抵制欧美文化的思想，并主张为导入“彼之长处”应该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该书影响甚广，现存抄本十余种[93]。再如福田作太郎汇总的《英国探索》全面地介绍了所到六国的社会综合情况，其中以英国最为详细，是幕末影响最大的英国见闻录。

此外，历次使团成员中有诸多重量级人物，诸如：福泽谕吉、大隈重信、涩泽荣一、西周、津田真道、箕作秋坪、福地源一郎、松木弘安（寺岛宗则）等等。再有第三次遣法使节团虽没有如期完成任务，但池田长发等人向幕府提出了向海外派遣公使、广泛与各国缔约、派遣留学生、允许日本人出国、与欧美各国互通信息等内容的建议书。[94]

日本人出使西方并非始自幕末，早在战国末期就曾有九州西南部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组织，传教士范礼安带队的少年访欧使节团（1582年出发，1590年回国），德川幕府初期又有仙台藩主伊达政宗派遣使节支仓常长出使欧洲（1613年出发，1620年归国）。但是，代表国家出使西方则是从幕末开始的，其规模和影响也非前两次可比，也为后来明治政府派遣岩仓使节团树立了楷模。这些使节团最初的目的为外交谈判、商业洽谈和参加博览会，但是亲历欧美的刺激令日本人顿开眼界。幕末访欧美使节团的方式虽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但在日本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象征意义是“古人、来者”无法替代的。

自1861年始，幕府开始正式公开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是遣唐使以来，又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由国家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活动，显示出日本国家找到了新的学习目标。1861年幕府计划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因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而改为在荷兰实施该项计划。1862年派往荷兰学习海军、政治、哲学、医学的留学生有内田恒次郎、榎本武扬、田口俊平、泽太郎左卫门、津田真道、西周、赤松则良、伊东玄伯、林研海（后成为军医总监）等九名，另有造船和锻造技工6人，合计15名[95]。同年一行抵达荷兰，内田、榎本等到海军部门学习，西周和津田到莱登大学学习荷兰语、法理学、国际法、经济、统计等学科。1865年向俄国派遣7名留学生。1866年派遣以中村正直、川路太郎为监督的外山正一、菊池大麓、林董等一行14人赴伦敦大学留学。1867年德川昭武（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胞弟）参加法国万国博览会活动之后，滞留法国学习法国诸学术，涩泽荣一既是随员之一。[96]

各藩也纷纷鼓励支持本藩人才出国留学。长洲藩仅1862年就资助伊藤博文、井上馨、野村弥吉、远藤谨助、山尾庸三等五人到英国留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井上等人出发的前两天，攘夷运动的急先锋长洲藩炮击了经过下关的美国船只；半年前井上、伊藤、山尾三人与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瑞等十名攘夷派同志还曾策划实行了火烧英国公使馆的行动。而井上等人正是在英国领事的热心协助下，于横滨若无其事地登上了出洋的英国船。萨摩藩1865年有寺岛宗则、五代友厚等19人赴英留学，最小者年仅13岁。此外，还不乏其他个人偷渡出国者，如：后来创建同志社大学的安中藩的新岛襄搭乘美国船只出洋、冈山藩花房义质出洋周游世界。出国求学或者考察西洋各国成为幕末日本人的强国梦。与明治时代相比，幕末留学人数并不为多，但是从上述名录中不难发现，他们当中既有明治政府的高官，甚至总理大臣，也有明治时代的教育家、实业家、军事家、学者等诸多领域的中坚人物。这批留学生为明治维新储备了人的基础，尤其是其中不乏由攘夷派转而成为开国派，而极端者如从仇视“英夷”转变为启动鹿鸣馆外交、醉心于西化的井上馨。这批留学生群或可为展现近代日本社会文化价值观转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