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尊王既是尊奉天皇，攘夷就是抵抗外敌侵攻以保持国家安定独立。史学界都将尊王攘夷看作幕末日本的政治口号，其实它具有更长远、更深刻的文化符号的意义，即把传统君主的天皇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而文化认同的凝聚力往往要比政治口号更强烈、更持久。尊王攘夷本来是江户时代水户学派效法中国东周“尊王室攘夷狄”而提出的政治理念，1839年以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名义（实际由藤田东湖撰写）发表的《弘道馆记》中就提出尊王攘夷的概念。不过此处的“尊王攘夷”实际是用于褒扬德川家的政治功绩，即尊奉朝廷排斥西方夷狄（天主教）而实现日本的和平，并认为这是幕府应该承担的义务，是幕府将军的使命。[97]然而，伯理叩开日本国门之后，尊王攘夷的政治含义不断发生变化，它已不再是褒扬德川幕府，以至最终发展到推翻幕府还政于天皇的“尊王倒幕”运动。

在幕末的日本，保存国家独立成为时代的主题，而最简单直接的途径就是排除“西夷”的侵略，因而一时间尊王攘夷被看作是“先觉志士”的爱国之举，而主张佐幕开港则被看作是卖国的反动势力。更有视西洋为蛮夷者，如岩谷宕阴（1810—1867）甚至对西洋文字深恶痛绝，将其形容为：“犬齿蠕虫”，“弯钩似螳螂前臂，捺笔似蜗牛细痕。恰同枯骨，正似腐颅，实与死蛇干虺之腐体无异也。”[98]此时幕府虽然比尊王攘夷者更了解世界发展大势，而且如前所述正在顺应世界大势为日本设计并实践发展蓝图，但一时无法说服“尊攘志士”，逐渐失去集结全国人气的能力。而当一些“尊攘志士”们担当起国家责任的时候，他们开始了解世界，迅速采取了向欧美开国和亲的主导思想。然而，幕府虽然远见在先，但已经被天皇夺去了光环。这就是幕府倒台的“逻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幕府对外政策上的过失，反倒是“尊攘志士”们，使日本蒙受了本不应该蒙受的损失后，才开始理解开国之初幕府的苦衷和策略的正确性。

1853年伯理率舰队到浦贺递交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国书，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向大名、旗本、御家人等广泛征求意见。阿部收到大名们反馈的意见书约60件，其中赞成开国的22件，虽然不满于向列强屈服但主张避战论的18件，主张坚持锁国体制的19件。[99]很明显坚持“锁国”政策的意见仅占三分之一弱，幕府正是在这次民主决策后才于翌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馆两港，并为美国船只补给食品和燃料。此时，朝廷也赞同幕府的对美方针，并没有提出异议，更没有因此而出现公武之间的对立。幕府这种重视“公论”的态度不仅没有消弱自身的权威，反而得到了舆论的支持。

而后，依据《日美和亲条约》，1856年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一到任就提出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此时，恰值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消息传到日本，幕府高层内部认为缔结通商条约势在必行，然而深感责任重大，于是继任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为得到朝廷敕许而前往京都，结果当时的孝明天皇没有下达敕许，堀田无功而返。随后，大老井伊直弼在未得到朝廷敕许的情况下，强行缔结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由此，政治风波骤起。

在尊王攘夷派看来，不经朝廷敕许缔结条约有悖尊王理念，屈从美国要求而缔约则违背攘夷精神。由此幕府将自己置于传统政治文化理念的对立面，成为朝廷和尊攘派攻击的对象。孝明天皇向水户藩（尊攘理论的基地）发出密诏，表明不能接受幕府的做法，并询问诸大名的“众议”意向。按照以往的程序，天皇的意见必须知会幕府，再由幕府传达给大名等，而孝明天皇直接与大名联络，在幕府看来这显示出朝廷完全无视幕府态度。对此，井伊直弼反应激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安政大狱（安政五年1858年），株连公卿、大名、志士百余名，诛戮“名士”如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之后不久，井伊直弼又被诛杀，诛奸状云：“大老井伊……忌惮公论正义……极致奸曲，岂天下之巨贼哉。”[100]由此事件，幕府开始放弃强硬政策，改为融合朝廷与大名的公武合体策略，以表明尊重公论众议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都提出了“公议政体”的构想。幕府方面由大久保忠宽于1862年提出“公议所”的构想，即设立大公议会（国会）和小公议会（地方议会）的新的国家制度。如此迅速地接受并试图实践欧美议会政治的选择，在非欧美国家中可谓首屈一指。末代将军德川庆喜通过“大政奉还”结束德川幕府的统治，正是基于“广尽天下之公议”[101]的精神。本来约定大政奉还后，在日本建立一种公议政体，德川氏也仍然有政治上的发言权。然而，《王政复古布告》却竭尽全力树立皇家的权威：“王政复古乃挽回国威之基本，自今废绝摄关幕府等，置总裁、议定、参与三职总理万机。诸事基于神武始创之业，公武平民无别，竭尽至当之公议……务必以尽忠报国之诚意奉公。”[102]很明显，这里的“公议”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手段，而“尽忠报国”的“奉公”才是皇家的立足点。“神武创始之业”岂能与“公义”共舞，这在日本近代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萨长势力也不满足德川庆喜的态度，认为保留德川氏权利是不彻底的改革，并以此为由要以武装彻底清除德川势力，而建立更加独裁的明治政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创立尊王攘夷史观的本是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学统的水户学，而德川庆喜就是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第七子，倒幕派正是利用尊王口号将德川幕府赶下历史舞台。

从历史过程看，“王政复古”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次背信弃义、极不光彩的阴谋政变，明治政府比德川幕府更独裁，并倒退到天皇制国家。从这个结果看，“王政复古”是封建的尊王思想战胜了德川庆喜主张的公议政体，“尊王”成为近代日本刺眼的民族文化认同的符号。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开国之后的历史过程显示，德川幕府竭尽全力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尤其在与西洋交往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方面大大超前于“幕末志士”

们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为明治维新后更大规模地现代化事业打下了扎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甚至可以说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在幕府的施政中都已经出现，只不过明治政府将其明确化而已。怎奈“这些措施并没有能够起到强化幕府力量的作用，这是因为唱反调、拖后腿的人太多了”。[103]国内各方势力频频发难，严重扰乱了幕府的整体政策规划，再加幕府政治等诸体制老化，最终不堪重负退出历史舞台。传统观点认为，正是因为推翻幕府统治，才为日本现代化扫除了障碍，才得以实现明治维新。然而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幕府非但不是阻挠现代化的绊脚石，而且在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之前，针对西洋势力进逼日本所施行的诸多内外对策，正是明治时代文明开化的雏形，为明治维新绘制了社会转型的路径。

在与西方关系不断变化而影响国内政局的过程中，“攘夷”的口号不断变化为“倒幕”“开国”“开化”等等。然而与幕末洋学的方向南辕北辙的尊王意识却保留下来，渐次演变为皇国史观等极端民族主义的理论支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为止，始终没有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尊王意识成为近代日本文化的一条至关重要的主线，以至于主宰了近代日本发展的方向，它既给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带来了骄人的成果，也是最终战败的祸根。正所谓成也尊王败也尊王。

（本章第一节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二节原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第三节原载《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注释】

[1] 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翻译与日本的近代》，岩波书店1998年，第7页（丸山真男语）。

[2] 高柳光寿、竹内理三编：《日本史词典》角川第二版，角川书店1989年。

[3] 今井正译：《日本志——日本的历史与纪行》，霞关出版1972年，第466页。

[4] 据笔者所知有：松平定信批注本（松平氏家藏）、色河三中旧藏本（静嘉堂文库藏）、盐田氏旧藏本（静嘉堂文库藏）、芳野金陵氏批注本（芳野氏家藏）等。

[5] 高野长英：《戊戌梦物语》，载《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

[6] 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德川幕府》上期之上卷《锁国篇》，民友社1924年，第5—6页。

[7] 和辻哲郎：《锁国——日本的悲剧》，岩波书店1991年，第14页。

[8] 和辻哲郎：《锁国——日本的悲剧》，第14页。

[9] 山口启二：《锁国与开国》，岩波书店1993年，第41页。

[10] 参阅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序。该书第一部之第一、二章有详细论述。

[11] 笔者没有使用“锁国令”，因为人们经常说的“锁国令”一词，实际上作为幕府政令的名称，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12] 石井良助校订：《德川禁令考》，创文社1981年，第375—379页。

[13] 高濑弘一郎：《切支丹的世纪》，岩波书店1993年，第77页。

[14] 村上直次郎译：《长崎荷兰商馆日记》第一辑，岩波书店1980年，第183—185页。

[15] 日兰学会、法政兰学研究会编：《荷兰风说书集成》上下卷，吉川弘文馆1977年。

[16] 渡边敏夫：《近世日本天文学史》上，恒星社厚生阁1986年，序言。

[17] 家永三郎：《检定不合格日本史》，三一书房1980年，第161页。

[18] 青木岁幸：《在村兰学的研究》，思文阁1998年，第70—71页。

[19] 穗亭主人：《西洋学家译述目录》，载国书刊行会编：《文明源流从书》第三，名著刊行会1969年，第465—481页。

[20]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第463—476页。

[21] 别所兴一：《渡边华山——故乡与世界的视野》，株式会社阿鲁姆2004年，第78页。

[22] 祥见佐藤昌介：《渡边华山》，吉川弘文馆1993年，第48—78页。

[23] 高野长英：《鸟之鸣音》，载《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179页。

[24] 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57—158页。

[25] 三河地区只有田原藩面临太平洋，因而该藩为三河地区海防的唯一据点。

[26] 三宅友信记：《华山先生略传》，载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华山会1938年，第320页。

[27] 赠从四位三宅友信公自笔：《兰书目录·兵书之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28] 参阅日兰学会、法政兰学研究会编：《荷兰风说书集成上卷》，吉川弘文馆1977年，第56—68页。

[29] 参阅佐藤昌介：《洋学史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176—197页。

[30] 三宅友信记：《华山先生略传》，载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第320页。

[32] 江川英龙（1801—1855），时任伊豆、相模、甲斐等五国代官（幕府直辖地的地方长官），通过与渡边华山的交往，学得有关西洋知识及西洋军事知识，尊华山为师，是主张学习西方并积极实践的开明官吏。1839年3月江川英龙视察江户湾沿海的防卫设施后，计划在向幕府进呈视察复命书时添加一些有关西洋情况的背景资料，并将此事委托给渡边华山。华山的这些著述对江川英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3] 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90页。

[34] 渡边华山：《慎机论》，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38页。

[35] 渡边华山：《初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102—103页。

[36]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59页。

[37] 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85页。

[38]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59—60页。

[39] 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88页。

[40] 渡边华山：《初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103页。

[41]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63页。

[42]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60页。

[46] 渡边华山：《退役愿书稿》，载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236页。

[47]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63页。

[48] 渡边华山：《慎机论》，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40页。

[49] 渡边华山：《诸国建地草图》，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52页。

[50] 渡边华山：《慎机论》，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40页。

[51]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65页。

[52] 渡边华山：《遗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148页。

[53] 黄眉山人渡边知三郎：《渡边华山忠孝血泪谭·序》，东洋堂支店1892年。

[54] 藤田茂吉：《文明东渐史》，载《明治史论集》1，筑摩书房1983年，第257页。

[55] 参阅芳贺彻：《渡边华山——悠然的旅人》，朝日新闻社1986年，第222—227页。

[56] 佐藤昌介：《渡边华山的洋学研究与蛮社之狱》，载东北大学文学会：《文化》第18卷第1号， 1954年。

[57] 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第1页。

[58] 芳贺彻：《渡边华山——悠然的旅人》，第203页。

[59] 笹川临风：《渡边华山》，高阳书院1940年，第105页。

[60] 祥见岩下哲典：《江户的拿破仑传说》，中央公论社1999年。

[61] 勘定所为幕府三大中央机构之一，负责租税征收、幕府财政运营、诉讼等，长官称勘定奉行，勘定吟味役是仅次于勘定奉行的官职。

[62] 别所兴一：《渡边华山的亚洲认识与西洋认识》，载片桐一男编：《日兰交流史中的人、物、情报》，思文阁2002年，第406页。

[63] 《省諐录》，载《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413页。

[64]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65页。

[65] 渡边华山：《和兰陀风说书》，载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66] 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载《福泽谕吉全集》第四卷，岩波书店1964年，第108页。

[67] 《海舟全集》第六卷，改造社1928年，第2页。

[68] 佐藤昌介：《国际环境与洋学的军事科学化》，载中山茂编：《幕末的洋学》，密涅瓦书房1984年，第38页。

[69] 沼田次郎：《洋学传来的历史》，至文堂1960年，第171页。

[70] 1863年改称开成所，1868年改称开成学校，1869年称大学南校，后与大学东校合并为东京大学。

[71] 沼田次郎：《洋学传来的历史》，第162页。

[72] 绪方富雄监修：《兰学资料研究·附卷》，龙溪书舍1987年，第28页。

[73] 参阅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74] 大桥周治：《制铁》，载中山茂编：《幕末的洋学》，第129页。

[75] 李克特著，顾昕、张小天译：《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三联书店1989年，第28页。

[76] 佐久间象山：《致梁川星岩书》，载《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80年。

[77] 佐久间象山：《关于波留麻出版致藩主之上书》，载《日本思想大系55》。

[78] 佐久间象山：《省諐录》，载《日本思想大系55》。这里的艺术指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等实用文化。

[79] 参阅王家骅：《日中儒学的比较》，日本六兴出版社1988年，第271页。

[80] 佐久间象山：《省諐录》，载《日本思想大系55》。

[81] 横井小楠：《国是三论》，载《日本思想大系55》。

[82] 横井小楠：《国是三论》，载《日本思想大系55》。

[83] 加藤弘之：《邻草》，载《日本的名著34》，中央公论社1988年。

[84]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编、马采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2页。

[85] 参阅第三章第二节之“主要兰学塾塾生分布表”。

[86] 参阅伴忠康：《围绕适塾的人们》，创元社1988年，第88—116页。

[87] 参阅第九章第四节之“著名兰学塾一览表”。

[88] 参阅沼田次郎编集：《日本与西洋》，平凡社1980年，第349—350页。

[89] 吉田茂：《激**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3页。

[90] 参阅郭丽：《幕末日本遣使欧美始末》，载《日本研究论集200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91] 福地源一郎：《怀往事谈》，载《日本思想大系66》，岩波书店1978年，第601页。

[92] 玉虫左太夫：《航美日录》第一卷，载《日本思想大系66》。名单见该书第224—227页。

[93] 参阅沼田次郎：《玉虫左太夫と航美日录》，载《日本思想大系66》。

[94] 参阅郭丽：《幕末日本遣使欧美始末》，载《日本研究论集2006》。

[95] 沼田次郎编集：《日本与西洋》，第355—356页。

[96] 参阅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明治文化史1》，洋洋社1955年，第151—152页。

[97] 参阅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204—205页。

[98] 康拉德·希诺考尔等著、袁德良译：《日本文明史》第二版，群言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99]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第206页。

[100]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第208页。

[101] 《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上表》，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岩波书店1997年，第78页。

[102]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第79页。

[103] 康拉德·西诺考尔等著、袁德良译：《日本文明史》第二版，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