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洋学思想家们主张仿效西方政治的思想，对开国维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兰学使日本人朦胧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社会原理之先进，那么幕末洋学则逐渐萌生出通过学习这些原理把日本改造成为世界强国的信念。在幕末洋学思想家中，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堪称双璧。

佐久间象山（1811—1864）认为，仅依靠和、汉两家传统学问，已经不能适应时事的变化，因而极力推崇西洋学术。他指出：“全世界之形势，自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提出地动说，牛顿阐明重力引力之实理等三大发现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底，毫无虚诞之处，尽皆踏踏实实。”因而“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远为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之经纶不可。”[76]佐久间象山还注意到俄国通过彼得大帝的改革，将“愚顽之贫国”建设成为“不在他国之下”之强国的楷模，同时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蔑视“夷狄蛮貊”，“不知通达时变”[77]。这正反两个例子正是佐久间象山积极开国论的依据，并把“东洋道德，西洋艺术”[78]融合东西文化的原则作为开国指导思想。佐久间象山试图将日本的道德伦理与“古圣贤未识”之“西洋艺术”融于一体，用西洋之长，补东洋之短，并以此来回应来自西方的历史性挑战。佐久间象山虽仍视朱子学为“圣学”，但他又把西方人的穷理之术与朱子学的“格物致知”等同看待[79]，并进一步认为西方科学的“详证术，万学之基本也”[80]。换言之，他是从朱子学中“理”的高度承认了西方科学的先进性。

横井小楠（1809—1869）也是一位学贯东西的幕末社会政治活动家，主张采用西方文明和开国主义，肯定欧美国家的社会政治原理。横井小楠已经认识到：“美利坚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一曰因天地间惨毒莫过于杀戮，固顺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一曰取智识于世界各国，以裨益政教为务；一曰全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尽以公共和平为务。”[81]他还大胆地褒扬英国的议会制度说：“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悉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82]横井小楠是通过“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儒家思想来解释西欧各国政治制度的。他之所以崇仰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因为它们符合古代中国的“三代之教”。但是，这绝不意味复古，而是在儒家的社会思想中注入了西洋近代社会政治理念。横井小楠不仅极力赞美欧美的政治制度，而且力图在日本付诸实践，提出了“天下之人才共理天下之政事”的“日本国中共和一致”的设想。

在力图通过对儒学进行再解释而使西方文化日本化这一点上，横井与佐久间作了同样的尝试，但佐久间是取儒学中“格物致知”之“理”，称道西洋技术，而横井则是以儒家政教之“道”为媒介赞誉西方政治。显然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层次上，横井比佐久间前进了一大步。学者们可以罗列出佐久间和横井思想中的诸多局限，但他们使西方文化日本化的努力，已将洋学升华为改造日本的指导思想。尤其是横井开始承认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不但加强了洋学对封建幕府的冲击力，也远远进步于明治维新后建立的近代天皇专制政权。横井小楠不愧为近代日本的先觉之士，其政治思想已经延伸到对近代天皇专制的批判。

加藤弘之（1836—1916）依据西方政治理念撰著《邻草》，更加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上的四种政体，即君主握权（君主专制）、上下分权（君主立宪）、贵族专权（贵族政治）、万民同权（共和制），并认为，万民同权和上下分权为“公明正大”。加藤弘之将政体看作是国家之“大本”：“船炮之制造，武技之操练等，仅为武备之外形”，“若不先求其精神，则外形一无益处”，并明确主张“于今速速改行上下分权之政体，以兴善政。”[83]加藤弘之完全冲破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框架，摆脱了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以儒入洋的思考方法。

西周、津田真道对西方法学等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日本人理解西方文化的又一重要环节。他们在蕃书调所涉猎了西方有关哲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对西方的“公明正大之论”颇为钦佩。在荷兰留学的3年中，他们苦心研习了法理、国际公法、经济、统计等诸学科，归国后开设了社会科学课程，使开成所成为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西周又于京都开办私塾“育英社”，讲授西方哲学，并译定了许多术语，“哲学”一词就是他首先使用的。西周给哲学的定位是：“因为哲学乃是科学的科学，所以哲学应该是诸学之上之学，故哲学乃统辖诸学之学。”[84]西周从哲学的高度承认了西方文化总体的优越性。

日本社会对洋学的需求也刺激了民间洋学教育的扩展，在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民间洋学塾当属伊东玄朴和绪方洪庵分别于江户和大坂开设的象先堂和适塾，前者有塾生403名，后者则为636名[85]。两学塾在学人数最多的年份是1853—1855年间，即因伯理叩关而使日本民族危机到达顶点的时期。由此也可以察知塾生们的应时倾向。两大学塾培养出诸多具有西方科学和思想素养的医学家、军事家、自然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以及社会实践家，从中涌现出大批幕末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其中象先堂出身的有日本近代法学创始人津田真道，明治政府外务卿寺岛宗则，日本海军创始人之一的肥田滨五郎，明六社成员神田孝平，历任明治政府大藏卿、枢密院顾问官、农商大臣的佐野常民（先后学于适塾和象先堂）等。适塾则造就了幕末志士桥本左内，长崎医学校校长、明治政府卫生局局长长与专斋，日本陆军创始人、明治政府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陆军西化指导者大鸟圭介，明六社成员福泽谕吉、杉亨二、箕作秋坪等。[86]再如福泽谕吉于1858年创办兰学所，学习方式仿照象先堂，翌年开始向英学教育转变，1868年（庆应四年）仿照欧美私立自治体制，改兰学所为庆应义塾，这就是今日与早稻田大学并称日本“私学双雄”的庆应义塾大学。庆应义塾崇尚欧美大学的教育理念，倡导科学主义和独立自尊原则，也为日本社会各界输送了大批具有近代思想的各类人才。上述之外，尚有大批兰学家成为幕府洋学机构蕃书调所和各藩洋学设施中的教授和主导人物，江户时代培养的逾万人[87]的兰学人才是明治时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