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中，除《慎机论》秘而不宣之外，诸如：《诸国建地草图》《初稿西洋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外国事情书》等都是应幕府官吏江川英龙之约而作[32]。华山意识到这些著述实际是在为幕府提供咨询，因而倾其所学阐述了自己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判断，并提出了日本的应对之策，这就决定了华山兰学的宏观性和实用性。

面对以马礼逊号事件为象征的民族危机，渡边华山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内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33]对日本来说，“英吉利（华山误认为马礼逊号是由驻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指挥的英国商船）求之于我者，如蝇逐膻，驱之而必复来”。[34]针对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现实，华山认为：“古来唐土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皆不足恃”，并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驱逐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35]的应对原则。这便引出了华山兰学中，通过分析西洋及内外形势而得出的“变”的主题。

统观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是站在历史哲学或称人类文明发达史的高度来考查世界历史并把握当时世界现状的，因而颇具冷静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脉络。梳理出这些论述中“变”的主线，即可进一步深入理解华山兰学的历史地位。华山的此类著作虽不为多，但扼要精当地勾画出了人类文明发达史上“变”的历程。

“一地球因诸国变革而生生不已”[36]，“或英主忽出以至天地化育遂变，又由政度酿出英杰，以至学风政事一变，实乃千变万化”。[37]先是“亚细亚四十度以南之地，自远古教化开、文物盛……古代南方尊北方卑，后来南方之教化次第扩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诡黠之俗一变为强勇深智之国”，而南方“高明文华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风……唯今欧罗巴诸国于海外无不到之隅，以统领四大洲诸国。”[38]此“实天地古今为之一变……其间物极则衰，衰极则又盛，理势乘除无所不至。”[39]

可见，华山将不同文明的盛衰兴亡看作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接下来的问题是，19世纪西洋变强的原因何在，或者说西洋是靠什么来“统领”

四大洲的呢？对此，渡边华山精辟地指出：西方社会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而且“不惟于万物以图穷理，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40]，“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之颇具广张规模之风气。”[41]简而言之，西洋诸国的优越之处即在于“穷理精神”和“世界视野”。这就是西洋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基于这种判断，华山清醒地认识到自古以来传统的华夷之辨已然过时，即“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为今之夷狄”[42]，“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柱鼓琴，何待解释。”[43]渡边华山强烈的危机意识即由此而生。

那么日本如何度过民族危机，即在剧烈变动的世界中该如何应对？华山的答案是学习西洋，以适应世界大势之剧变。他明确提出：“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铠，波斯之草可以活人……若夫当路重任读之，审其俗而知其变，防其微而杜其渐……余望外之幸也。”[44]总之，华山认为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须要变。

通读渡边华山的兰学论著可以发现，他是通过与西洋对比来描述日本社会的。比如，华山非常重视西方教育制度的社会功能，他记曰：“西洋诸国皆有学校，积日新之功。有道者任辅佐帝王经济之职，物学精博者任学校之学头，工术精绝者可得利禄……此皆养才之政……（书籍）经大学校定论而发行，或有创造则及于一地球中之诸国。是故，无独尊外卑、闭己耳目、井蛙管见之弊风。学者规模广大，能容能辨，由此实学盛行，向学者日多。”[45]华山基于对西洋尊重实学、量才录用社会原理的憧憬，将当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比作“天下（指将军）为一大箱，诸侯为小箱，士闭其内，制活物世界于死地”[46]的社会棺裹。这种鲜明的对照，精确地反映出充满朝气的动的西方和因循垂暮的静的日本两个社会的根本差异，也反映出华山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我们还可以梳理出华山试图以西洋为榜样而改变日本现状的一系列愿望：

古来华夷之辩的“井蛙之见”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47]；“高明空虚之学”[48]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面对西洋向东亚的攻势，“唐山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皆不足恃”，因之“专于内患、不虑外患”[49]的海防体制也要变；“不痛不痒的世界”[50]要变为“忧勤国政、内外慎密”[51]之局面。上述扩展国际视野、提倡实学、加强海防、唤起社会活力等目标正是华山的苦心所在。总之，渡边华山始终抱定一个“变”的信念，以至于临终前致好友的遗书中，仍坚信“数年之后为之一变”[52]。这里虽然没有更具体地说明变什么、如何变，但如果通读上述议论，似乎已无须再做解释了。

上述的思想脉络，可映照出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特点，即视野宽阔、自成系统，通过自他认识，在比较中指出日本社会的弊端，并开出了救世处方。渡边华山对西洋的认识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现象，而是从原理上认识西洋社会的，并认为“万事穷理”是西洋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观其文脉，有理由认为渡边华山是站在新旧社会对比的高度，来看待西洋社会与日本社会的。也正因如此，在渡边华山那里才出现了“变”的思想，即西洋社会变了，创造了新的社会原理，日本也要学习西洋，以变应变，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战的总原则。渡边华山的政治实践使他认识到必须要通过学习西洋才能渡过日本的内外危机，从而将兰学推向更高的层次。华山兰学真正的价值在于科学地分析西洋状况而形成的具体世界认识，并引照欧洲的经验来变革日本社会的思想。可以说，渡边华山在日本开国以前，已提前迈入近代思想的门坎，虽然生前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却给予后世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