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学不仅是研究西方近代学术的学问，也是当时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与正统兰学家相比，渡边华山的兰学研究起步较晚，且不谙荷兰语，但却达到了当时兰学思想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那么，华山何以能独占兰学研究之鳌头？为更深刻地理解华山兰学，有必要对其形成原因作一扼要分析。

渡边华山于1832年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兼海防系（主管海防的官职）。面对1833年开始延续四年的全国性大饥馑，华山推行过诸多财政改革和殖产兴业等措施，为“刷新藩政”几乎耗尽了心力[22]，但多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武装起义所引起的全国性的武装暴动，更使渡边华山逐渐认识到封建幕府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并意识到这场危机很难靠日本的“内力”自行解决，于是将眼光投向外部世界。据高野长英回忆：“近岁凶欠延绵，人心慌乱不安，富者益富，贫者愈贫，穷民处处骚扰，颇感世间动**，故以慷慨之心，于兰书之中抄出万国之国体、政务、人情、世态等。”[23]

再从外部世界看，进入19世纪以来日本沿海频繁遭受俄、英、美等西方列强的侵扰，俄国使节列扎诺夫武装袭击北海道，由本国政府支持的英美两国舰船也纷纷以通商和为其船只补给淡水、煤炭和粮食等要求为由来日本交涉，日本已经成为欧洲列强觊觎的对象。到渡边华山活跃的19世纪30年代，西方殖民势力的攻势已由“西力东渐”急速发展为“西潮东涌”的态势。1837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为送还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缔结通商条约驶来日本，先后试图在浦贺和鹿儿岛上陆，但浦贺奉行和萨摩藩依照幕府1825年公布的“异国船驱逐令”而对马礼逊号采取了炮击驱逐的对策。[24]这一事件更剧烈地冲击着渡边华山的杞忧之情。他认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四周渺然”环海而又无海防的日本，轻率地炮击为送还漂流民而来的西洋船只，其结果只能是为“西洋膻腥之徒”制造侵略日本的借口。换言之，日本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及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从而如何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便成为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渡边华山处于这一激**的时代，并担当海防系要职，深感责任重大[25]，因而，对本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极为敏感。面对欧美列强的强烈冲击，华山意识到日本文明与西洋诸国文明之间的差距，并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差距将给日本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渡边华山一系列有关西洋的著述，即为此而作。

华山兰学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他拥有丰富的西洋知识资源。如前所述，江户时代流入日本的汉译西书就达170种，而由日本人译述的兰学书籍，仅收入《西洋学家译述目录》的就有480种。渡边华山还极力鼓动藩主的同父异母兄弟三宅友信购买了大量的荷兰语书籍。据三宅友信所记：“予所藏之荷兰书典，亦得于先生（指渡边华山）之劝荐……予倾资购买，以至一室兰书充栋。”[26]仅据三宅友信所藏兰书之兵书目录记载，“总计二百十九册三图面，总价金百七十八两三分一朱银四匁六分余。”[27]三宅友信在江户巢鸭的住宅成为华山的兰学资料馆。此外，渡边华山搜集到1666—1826年度《荷兰风说书》的全部内容[28]，而一般的兰学家是见不到这些“内部资料”的。上述资料、信息成为华山研究西洋的坚实基础，仅渡边华山所著万余言的《外国事情书》直接引用包括《荷兰风说书》在内的上述资料就达10余种[29]。

简而言之，渡边华山所处的时代以及所担当的角色，将其造就成为冷静环视周围世界的民族先觉者，而丰富的资料信息又促使华山将兰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