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马礼逊号事件，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分别撰写《慎机论》和《梦物语》，阐述了世界发展大势，并论证了幕府“异国船驱逐令”的失当。而幕府认为它们是“赞美异国，诽谤我国之邪书”，并因此拘捕了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多名蛮社成员，史称蛮社之狱。其时，小关三英曾因华山之请翻译了幕府严禁的基督教类书籍《耶稣传》，自认难逃大狱而“畏罪自杀”。1840年，幕府以“处士妄评政治、动摇民心”等罪名，判渡边华山蛰居原籍、高野长英终身监禁。之后，华山于1841年自杀，长英虽曾一度脱狱毁容，但终在与幕府捕吏的搏斗中悲壮身亡。渡边华山虽然“远见于未萌”，然而“天下治平之时，突然言未萌远大之事，人以为狂为痴。不特为狂痴，且获罪其身。悲夫”。[53]这段议论充分说明了华山思想得不到主流社会理解的超前性质。

蛮社之狱虽然使“文明之新论罹入野蛮之法网”[54]，然而个人的悲剧命运并没能泯没华山的信念。华山自杀前不久以绘画作品《千山万水图》展现了面对太平洋的日本列岛的东岸，预示着列强虎视日本的国际形势，显示出华山时刻牵挂着日本列岛的危机。[55]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的“数年后为之一变”的遗言，则充分显示了华山对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超前的洞察力。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华山因蛰居不知情）已经使中国遭受“膻腥之徒”的凌辱，日本也成为列强唯一的“途上之遗肉”，而“饿虎渴狼”之列强又岂能弃之不顾？直至伯理叩关，华山的警世之言完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日本对待列强的态度也“为之一变”。渡边华山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节奏。

虽然“就华山一般施政而言，几乎找不到直接将洋学知识付诸实践的证迹”[56]，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华山兰学的实学性质以及历史影响。华山兰学的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统治者说明世界旷古未有之大变局和随变局而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并提出了“防微杜渐”“因时变法”的对应原则。可以说，历史要求渡边华山以思想家的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根本上为日本应对西洋的冲击寻求理性的出路。正如《华山全集》发行者所言：“于锁国苟安时代，审视世界大势，怀抱开国之大主张，惊醒多年长梦者，实为我渡边华山先生。其《西洋事情》《舌或问》《慎机论》先于维新更革三十年，且时局之推移无出先生所论之外……其卓见明识超越一世……乃我开国史上之第一人。”[57]此言绝非溢美之词。

回溯渡边华山以前的日本兰学史，总体看来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西洋的自然科学。其间虽有工藤平助的《赤虾夷风说考》、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兵谈》、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和《经世秘策》等经世兰学“横议幕政”，但是这些著述分别局限于开发属岛、海防、殖民、经济等局部专门领域。与上述论著相比，华山描述的是立体、动态的世界，因而得以从文明发展论的高度把整个日本和世界纳入视野，“不断大胆地探索同时代所有日本人都不曾瞥一眼的未来，即强大的西欧世界将给日本带来的威胁”[58]。正是这个思想高度形成了渡边华山浓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并在以兰学知识批判幕府政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用西洋社会原理改造日本社会的理论功能，从而勾勒出近代日本的轮廓。渡边华山将日本的兰学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层次，代表着当时日本兰学思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已经预示了幕末维新时期洋学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方向。

虽然华山生前没能具体实践自己变革日本的构想，但我们不能忽视华山变革思想对后来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渡边华山的弟子、田原藩士村上定平受命华山学习西洋军事，又遵华山嘱托，于1841年赴长崎随高岛秋帆研究西洋炮术卓有成就，在高岛秋帆遭陷害入狱、蛰居期间（1842—1853），代替高岛秋帆授课，成为当时日本著名的西洋军事学家。村上定平于1845年主持建造了西洋式帆船顺应号，又于1850年在田原藩推行西洋式军事改革，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有识之士到田原藩学习西洋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田原藩还专门为此开设了练兵场和射击场。由此，弹丸之地的迷你小藩，成为新文明曙光之光源。[59] 1858年下级武士出身的村上定平被破例任命为田原藩家老，开始全方位贯彻华山以学习西洋为目标的变革方针。此外，1857年华山生前委托小关三英翻译的《拿破仑传初编》由当时田原藩家老松岗与权（渡边华山的学生、女婿）支持公开出版，为日本人了解西洋军事战略发挥了广泛的社会作用。[60]

华山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见识，还不断吸引了当时如江川英龙、川路圣谟、羽仓外记等幕府中的开明官吏。渡边华山“因时变法”和“审敌情而立策谋”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开明官吏得以实现。1841年，江川英龙开始教授西洋军事，其门人来自30余藩，其中有佐久间象山、川路圣谟、桥本左内、木户孝允等幕末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1842年幕府撤销了“异国船驱逐令”，并起用江川英龙推进军事改革。1849年江川又着手铸造反射炉。为应对伯理叩关，1853年江川英龙被任命为“勘定吟味役”[61]并负责铸造品川炮台，后被任命为勘定奉行。不难发现，江川英龙的诸多作为基本上贯穿了渡边华山以西洋方式改造日本的构想，而幕府重用江川英龙似乎也预示着接纳了华山的诉求。

再来看看华山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的位置。有日本学者认为：19世纪30年代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与华山的思想高度相比。[62]笔者以为，不仅是在开国以前，即使是开国后的一些面向西方的著名前卫思想家们也并没能超越华山思想的境界。如佐久间象山虽然极力主张学习西方，但仍保留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63]的观念；而横井小楠之所以赞美欧美政治体制，是因为它符合中国上古的“三代之教”。可见，上述二人的主张与华山的因时而变的文明论相比，除对某些具体问题更加细密化之外，就思想高度而言并无超越。直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出现才全方位地展开了渡边华山的近代文明观。换言之，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出现为止，渡边华山对西洋的理解以及对文明论的阐述，在日本始终居于最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渡边华山在开国以前的封建时代已进入近代思想阶段，实为独具慧眼的先觉思想家。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颇值得注意。华山的西洋认识和文明论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说是共性，二人都在尖锐批判儒学中“尚古空虚”学问的同时推崇西洋实学。然而，华山对儒学的态度是一种扬弃，在他的思想中保留了以“圣人之道”为基点的和平主义的国家发展观。华山在积极呼吁学习西洋近代文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西洋殖民主义者“以功利为本……喜则为人，怒则为兽”[64]的侵略本质的尖锐批判。华山的原则是：“讲武敷德，以独立于天地之间……无德则危矣。”[65]就是说，日本要以武德保国，但绝不能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肆意侵夺他国。可见这是一种自强自卫策略，是一种世界人类和平共生的思想，可称为健康的爱国主义。而在与儒学诀别的福泽谕吉那里，却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宿命地丢弃了和平，公开主张为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强权政治当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诉诸武力，他露骨地提出：“可依赖者惟兵力之强弱，百卷万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各国交际中只有灭亡他国和被他国灭亡之两途。”[66]福泽谕吉依循这种军国主义的逻辑，其后又提出了“脱亚入欧论”，继而不遗余力地为发动甲午战争制造舆论，完全失去了国际公正理念，堕落为以侵略战争来实现其国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亦步亦趋模仿欧美列强的强权主义者，其文明论也异化为反文明的侵略理论。作为一位思想家，这可谓是最可悲的结局。

其实，类似福泽渝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日本不乏其人，如江户时代的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幕末的吉田松阴、桥本作内等，以至于后来的德富苏峰。他们虽然主张各异，但都曾在提倡学习西方的同时，提出为日本的生存就必需对外扩张，甚至直接制定对外侵略的具体方案。这种“学问传统”一直延续到日本战败，几乎成了一些日本思想家的固化模式。受此影响，明治维新以来，整个日本在为追求一国之利的富国强兵口号的煽惑下，不断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完全忘记了渡边华山提出的人类共生原则和在国际关系中“无德则危”的警告。近代以来的日本如能遵行渡边华山的告诫，或可避免无数悲剧的发生。这也正是笔者挖掘渡边华山思想的又一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