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江户时代，幕府始终没有忘记了解海外各国尤其是欧洲的动态，作为获取这些信息的载体，是幕府要求荷兰商馆每年提供一次的《荷兰风说书》。在禁教之初，为配合禁教政策，幕府要求凡新任荷兰商馆长和来长崎的荷兰商船，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幕府提供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情况，并形成惯例。后来，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荷兰风说书》的记述范围逐渐扩充，大致由欧洲、印度和中国三个部分组成。其内容包括荷兰东印度总督的交替情况、来日本的荷兰船只在途中是否遇到过其他国家的船只、荷兰本国及其欧洲各国的动态、这三个地区的重大新闻、关于日本漂流民的情况等等。另有《别段风说书》，专门较详细地介绍国际重大事件。“风说书”制度自164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59年。除因拿破仑战争等特殊事件的影响致使荷兰商船没能来日本之外，现存有184个年份的《荷兰风说书》[15]。诸如1649年英国国会处死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1654年英荷媾和条约、1665年第2次英荷战争、1702年英荷联合舰队与法西联合舰队的对抗、1787年的俄土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1814年维也纳会议、1839—1842年鸦片战争等主要重大历史事件，在《荷兰风说书》中都有记录。

《荷兰风说书》是江户幕府关注海外，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如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中，较详细地记述了1701—1714年发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情况，其素材即取自《荷兰风说书》。尤其是进入18世纪以后直到幕末，《荷兰风说书》及时地反映了欧洲各国在日本周围活动的情况。不惟上述，《荷兰风说书》还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为兰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海外情报，促进了兰学的发展。其中以兰学家渡边华山所藏的分量最大，包括1666—1826年间的《荷兰风说书》的全部内容。

幕府通过荷兰商馆提供的《荷兰风说书》，大体上可以了解当时海外，尤其是西方的发展动向。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荷兰商馆这个窗口，幕府和民间兰学家购入了大量荷兰语书籍。其学科种类涉及天文、地理、医学、物理、化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和一些人文科学领域。此外，兰学家们还可以利用荷兰商馆人员到江户参见将军的机会，直接就有关西方科学、西方事物询问荷兰人。上述种种渠道为兰学的兴盛奠定了稳固的信息资料基础。

第三章已对兰学做了相关探讨，在此需要进一步强调，兰学研究是江户时代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吸纳西洋近代科学技术的至关重要的渠道。荷兰人带给日本人的是西方科学革命以后的近代科学，即伽利略、牛顿的科学体系。如第三章所述，在江户时代西方近代科学中的主干学科，像天文、医学、物理、化学、植物学以及世界地理学的主要成果基本上都传入日本。兰学研究不仅使日本人及时地吸收了西方科学革命的新成果，而且接触到西方近代理性的人文思想，同时了解了世界发展大势。在当时的兰学家中出现了诸多思想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通过融汇西方科学升华为具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山片蟠桃；从潜心研究西方天文地理学起步发展到批判江户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度，提出社会平等思想的司马江汉；接受西方重商主义思想、进而主张日本全方位开展对外贸易的经世家本多利明；依照西方社会原理变革日本社会，进而主动迎接西方挑战的社会思想家渡边华山（后述）等。有日本学者在论及兰学以前的日本科学时认为“近世以前，在日本文化中科学思想是极其稀薄而贫困的”[16]，“日本古来几乎没有称得上科学的东西，是兰学使日本人开始接触科学”[17]。

据日本学者不完全统计，到明治维新前，有34所兰学塾培养了9000余名塾生[18]。如果再加上诸藩校所设的洋学科及幕府洋学机构培养出来的学生，接受洋学教育的人数绝不会少于10000人。在幕末维新时期，众多的兰学人材担当了社会变革期的中坚力量。再从兰学成果看，如前节所述，仅自延享（1744—1747）年间至1852年译述兰书即达480种[19]。另据统计，1645—1873年日本人关于世界地理（包括地图）、历史的译著总计为450种。而其中至1853年开国为止达338种[20]。上述数字在当时欧美以外的国家中是足以令人惊异的。兰学的发展已经铸就了一个以兰学为专门职业的庞大的社会集团。明治维新初期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的运动绝非日本民族一时的心血**，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正是“锁国”期间兰学百余年积累、发展的自然结果。

令人费解的是，在一般日本通史中对兰学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交代，然而，在这些通史中却无视作为“锁国”反证的兰学的存在，仍将近世日本称为“锁国时代”。迄今为止，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并没有引起日本史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