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江户时代初期为止，中国思想文化以及崇尚中华的意识已经渗入日本知识人的思想深处，然而当日本民族意识开始萌发之际，为建立民族认同，自然不能再延续历史上“月是中国的圆”的中华崇拜传统，因此势必要对中华思想以至于中国重新定位。换言之，日本知识界的中国认识之目的，在于提高日本民族的地位，为日本在东亚地区甚至世界中的角色重新定位。于是就出现了江户三学都在自家学问话语体系内，完成了摒弃“中华崇拜意识”这个不约而同的“共识”。

但是，由于“三学”的学统以及叙事语境不同，对华认识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儒家中朱子学以外各派在批判朱子学的同时，还形成了“华夷变态”之论。然而，儒学家们的言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中国和中国思想文化在日本知识人心目中的光彩，但是他们仍然守护着孔孟之学，并没有丢弃对中国上古政治道德的怀恋之情，在思想深层依旧潜藏着与中国“古学”的同根意识。国学家们的中国认识则完全是基于极端民族主义，他们急于扫清日本在民族认同过程中于思想文化上的障碍，不惜矫枉过正，明确地把中国和中国文化作为敌手，并予以近乎病态的非理性地诋毁。国学家们不仅与中华彻底决裂，甚而将中国置于神国日本麾下。兰学家的情况稍显复杂，由于兰学的研究对象是近代西洋科学技术及其社会思想，从而决定了兰学家们经世致用和尊崇理性的学风。兰学家们是将西洋作为新的膜拜对象，在相对客观的中西对比中质疑中国思想文化的，因而他们虽然主张舍弃已经“不合时宜”的中华传统价值观念，但同时也承袭着中华文化中的合理部分。相对而言，兰学家们的中国之论是实用理性的，也是相对公允的。总之，三学的学统差异决定了它们学问目标的差异，而不同的目标又形成了各自中国认识理路明显不同的特征，即：儒学的修正主义、国学的民族主义、兰学的功利主义。

因学统不同而形成的中国认识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留意诸学之间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在中国认识上的重合，以避免形成江户三学中国认识各自孤立存在的简单化认识。实际上，三学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因为无论哪一学派的学者，都程度不同地兼通其他学问体系，至少学者们的开蒙教育时期都无法脱离儒家思想。即便是兰学家，在接触兰学之前也多为儒者，正如前述杉田玄白所言：或许正是因为先有汉学打开见识，才有兰学进展之速。儒学家们也并非不知国学为何物，即使如林罗山之巨儒，也推崇神国日本的特殊性：“夫本朝者神国也，神武帝继天建极以来，相续相承，皇绪不绝，王道惟弘，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144]国学家们的知识启蒙也多自儒学，甚至兼及兰学：贺茂真渊不仅随古学派荻生徂徕弟子太宰春台修习汉学[145]，还曾与兰学先驱青木昆阳交往，并从青木处学得荷兰语知识[146]；本居宣长幼时也曾学习《四书》[147]；平田笃胤兼通兰学更是众所周知。也正因为如此，各派学者的中国认识既有明显的差异，也有间或重合之处。诸如：无论是儒学家们提出的“日本型华夷秩序”，还是国学家们宣扬的神国思想，其目的都在于以日本取代中国的“中华地位”；而佐藤信渊杂糅诸学更是对精神上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超越”，为实现国学家们的“宏愿”制成了实行扩张的具体方案。

如上所述，虽然各派学者都旨在摒弃中华崇拜的观念，然而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界尚无能力建立彻底脱离中华学统的日本思想文化体系。各派学者在提出脱离、甚至贬损中国的言说中，不自觉地沿用着中国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儒家各派将“理学之理”重新阐释为“事物之理”，并以“物理”激烈抨击宋儒的“天理”，这种经过变异的“格物穷理”观被兰学家们作为研习兰学的方法论。而由“华夷变态”之论引发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不用说是援用了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国学家们用来攻击中国的日本古道之“道”，则是取自中国思想中无处不在的“道”的概念，这种左右互搏式的自相矛盾，有力地证明了国学家们不可能使神国思想体系完全国产化。对此，日本学者也曾指出：“神道家们早就讲‘道’的存在，讲作为古帝王之道、皇祖之道的大神之道，这些不用说都是拿中国思想来套用日本的事情。”[148]有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其日本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心理上对中国情结的逆反，在他们内心，对中国文物的尊敬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存在。”[149]其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的依赖，即使是在西化兴盛的明治时代也没能根本改变。连极力主张皇国史观，提倡忠君爱国思想的御用文人井上哲次郎，也不能无视儒家思想对明治以后日本人的精神支撑作用：“此时西邦学术盛传兹土……然儒教绝不消灭……今之教育于伦理之说……皆合于儒教之旨意……故儒教已失其形骸，而其精神为今世德育之一大要素，将永无灭期。”[150]只可惜明治时代忠君爱国教育被恶用于对外侵略扩张，淹没了儒家思想中仁爱等更多弘扬人性美德的合理内核。总之，日本儒者自不待言，即使是兰学家以至于国学家，都无法摆脱他们潜意识中的中华崇拜观念。

综观上文不难发现，无论是儒家的“华夷变态”之论，还是国学家为宣扬神国史观而对中国的贬损，抑或是兰学家提出的中国文化不合时宜论，都有程度不同的的偏差，甚至是恶意中伤。之所以出现诸多并不真实的议论，除江户时代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兴起和明清交替的历史大背景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中日两国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沟通。虽有长崎中日贸易这个人员交流的唯一窗口，但是“由于赴长崎的中国人大多是商船的乘员，虽有博学之才的商人，但并没有完全让日本人满足”[151]。虽有朱舜水留居日本，但毋宁说是特例，“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辗转央人，故留驻在此，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152]；“留住唐人既数十年未有之典……欲留一人，比之登龙虎之榜，占甲乙之科，其难十倍。”[153]在缺乏真正了解的“隔海议论”中所得出的中国认识，被陈舜臣称之为“理念而非现实的”[154]。

虽然日本知识界的中国认识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多有出入，但是由于“江户三学”各有延绵不断的传承，因而它们所描述的不尽真切的“中国意象”流布甚广，不仅对当时日本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各学统机理的相互渗透，使近代以来日本人各路中国认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无论这些中国认识如何变化多端，如若细考其源，便可发现它们大多不外是江户三学中国认识的延续或相互杂糅的变种，而且其余脉在今天的日本仍留有“余味”。

（本章第一节原载《东北亚研究》2000年第4期，第二、三节原载《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第四节原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4期）

【注释】

[1] 为避免本书论述情节重复，有关兰学职业化的社会机制，请参阅第九章第五节之“科举制与长子继承制”中相关论述。

[3] 参阅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的研究》，同朋舍1984年，第59—61页。

[4] 伊东多三郎：《近世史的研究》第一册，吉川弘文馆1981年，第238页。

[5] 大庭修编著：《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七），同朋舍1973年，第8—9页。

[6] 实为测量法义之一卷。

[7] 伊东多三郎：《近世史的研究》第一册，第209页。

[8] 海老泽有道：《南蛮学统的研究》，创文社1958年，第301—317页。

[9]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第461—463页。

[10] 林罗山：《春鉴抄》，载《日本思想大系28》，岩波书店1980年，第131页。

[11] 杉本勋：《实学史研究的一个视角》，载源了圆、末中哲夫编：《日中实学史研究》，思文阁1991年，第32页。

[12] 源了圆：《近世初期实学思想史研究》，创元社1980年，第92页。

[13] 源了圆：《近世初期实学思想史研究》，第109页。

[14] 参阅王家骅：《日中儒学的比较》，日本六兴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15] 伊藤仁斋：《语孟字义》卷上，载《日本思想大系33》，岩波书店1980年，第116页。

[16] 伊藤仁斋：《语孟字义》卷上，载《日本思想大系33》，第124页。

[17] 荻生徂徕：《辨道》，载《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书店1980年，第205页。

[18] 五井兰州：《兰州茗话》，奈良本辰也编：《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65年，第108—109页。

[19] 中井履轩：《大学杂议》，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1958年，第317页。

[20] 源了圆：《近世初期实学思想史研究》，第9页。

[21] 《东洞全集》，思文阁1970年，第33页。

[22] 《藏志》，佐藤昌介：《洋学史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70页。

[23] 《天文义论》，奈良本辰也编：《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第186页。

[24] 原书为德国人Johan Adam Kulmus（1689—1745）著：《Anatomische Tabellen》（解剖图谱），汉译本（当时日本知识人常用汉文）是据荷兰文译本《Ontleedkundige Tabellen》翻译过来的。参阅小川鼎三：《医学的历史》，中央公论社1988年，第112页。

[25] 《解体新书》，国书刊行会编：《文明源流丛书》第二，名著刊行会1969年，第324—381页。

[26] 松尾耕三：《近世名医传》，《兰学者传记资料》，青史社1980年，第5页。

[27] 杉田玄白著、绪方富雄校注：《兰学事始》，岩波书店1987年，第55页。

[29] 杉田玄白著、绪方富雄校注：《兰学事始》，第68页。

[31] 参阅片桐一男：《荷兰正月的盛行》，载兰学资料研究会：《兰学资料研究》第19卷，龙溪书舍1987年，第242号。应为1794年，而11月11日已是1795年元旦。

[32] 有关兰学师承，可参阅沼田次郎编集：《日本与西洋》，平凡社1980年，第217页。

[33] 畿内、道、国，皆为大化改新以来日本的行政区划单位，皇都周围为畿内，其他地区分为七道，江户时代分为66国，其中畿内包括五国、其他各国分属七道，每一国包括若干个藩。

[34] 片桐一男：《杉田玄白》，吉川弘文馆1990年，第343页。

[35] 久米康生：《西保尔德与鸣泷塾》，木耳社1989年，书前图表。

[36] 据田崎哲郎、梅溪昇：《主要兰学塾门人名簿》，载日兰学会编：《洋学史事典》，雄松堂1984年，附表5。原始名簿象先堂塾生为406人，适塾为637人，其中分别重复记载3人和1人。

[38] 海原徹：《近世私塾研究》，思文阁1993年，第257页。

[39] 据沼田次郎：《洋学传来的历史》，至文堂1960年，第89页。

[40] 吴秀三：《西保尔德先生其生涯及功业》乙编，吐凤堂1926年，第298页。

[41] 参阅吴秀三：《西保尔德先生其生涯及功业1》，平凡社1967年，第98页。

[42] 参阅板泽武雄：《西保尔德》，吉川弘文馆1989年，第31—35页。

[43] 《高桥磌一著作集》第一卷，阿优米出版1984年，第221页。

[44] 高桥磌一：《洋学思想史论》，新日本出版社1979年，第199页。

[45] 黑田源次：《鸣泷塾》，日德文化协会编：《西保尔德研究》，名著刊行会1979年，第31页。

[46] 吴秀三：《西保尔德先生其生涯及功业3》，平凡社1967年，第141页。

[47] 吴秀三：《西保尔德先生其生涯及功业3》，第237页。

[48] 该书载国书刊行会编：《文明源流丛书》第二，名著刊行会1969年。

[49] 所谓星云说，认为在产生太阳星体之前，混沌状态的物质（炽热的气体星云）处于高速旋转运动之中，并逐渐形成凝结块。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较小的松散部分被抛向宇宙，冷却后，即是行星。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2页。

[51] 日本学者的研究认为，当时志筑忠雄并不知道有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

[52] 德川吉宗实行汉译洋书缓禁政策。

[53] 参阅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第463—476页。

[54]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第46页。

[56] 有马成甫：《司马江汉的自然科学业绩》，载《兰学资料研究》52号，1959年。

[57] 除本章介绍的山片蟠桃、司马江汉、本多利明外，渡边华山的思想在兰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对渡边华山的思想将在下章专论。

[58] 该书载《日本思想大系43》，岩波书店1979年。

[59] 永田广志著、陈应年等译：《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9页。

[60] 高桥磌一：《洋学论》，三笠书房1939年，第133页。

[61] 《春波楼笔记》，载《日本随笔大成》第一期第二卷，吉川弘文馆1975年。

[62] 《和兰天说》，载《日本思想大系64》，岩波书店1976年，第449页。

[63] 《天地理谭》，转引自有坂隆道编：《日本洋学史的研究》Ⅵ，创元社1975年，第146页。

[64] 永田广志著、陈应年等译：《日本哲学思想史》，第229页。

[65] 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人口的研究》，龙吟社1948年，第199页。

[66] 一般统计，此次饥馑中因饥饿和瘟疫，全国人口减少约90万人。

[67] 本多利明：《西域物语》，载《日本思想大系44》，岩波书店1977年，第144—145页。

[68] 《经世秘策》，载《日本思想大系44》，第32页。

[69] 《西域物语》，载《日本思想大系44》，第160页。

[70] 沼田次郎编集：《日本与西洋》，第204页。

[71] 关于这两部论著可参阅夏应元：《论林子平》，载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

[72] 松平定信：《宇下人言》，转引自板泽武雄：《日兰文化交涉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6年，第311页。

[73] 当时由于渡边华山对西方知识有了相当的积累，开始怀疑幕府所宣传的天主教为邪教的说法。后来偶得一部基督传记的小册子，因请小关三英为其译读，并作笔记。译读未了，渡边华山遭逢囚禁。小关三英闻讯颇感惊疑，以为是因翻译基督传记而获罪，痛悔自己拖累主家触犯国禁，当夜自杀。参阅：三宅友信记：《华山先生略传》，载《华山全集》第一卷，华山会1938年，第321—322页。

[74] 文中为叙述方便，在不会发生歧义的情况下，皆省略作为定语的“日本”二字。

[75] 藤原惺窝：《质疑明国讲和使草稿》，《藤原惺窝集》卷下，思文阁1978年，第367页。

[76] 《惺窝答问》，《日本思想大系28》，岩波书店1975年，第198页。

[77] 小岛晋治：《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以幕末维新为中心》，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日中文化论集》，劲草书房2002年，第87页。

[7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02页。

[79] 伊藤仁斋：《童子问》卷上，《日本古典文学大系97》，岩波书店1978年，第203页。

[80] 伊藤仁斋：《孟子字义》卷上，《日本思想大系33》，岩波书店1980年，第116页。

[81] 伊藤仁斋：《孟子字义》卷上，《日本思想大系33》，第124页。

[82] 荻生徂徕：《辨道》，《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书店1980年，第205页。

[83] 小岛晋治：《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以幕末维新为中心》，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日中文化论集》，第88页。

[84] 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上，东洋文库1958年，第1页。

[85] 参阅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56—60页。

[86] 山鹿素行：《中朝事实》，《山鹿素行全集》第13卷，岩波书店1940年，第226页。

[87] 山鹿素行：《中朝事实》，《山鹿素行全集》第13卷，第236—237页。

[88] 山鹿素行：《配所残笔》，《日本思想大系32》，岩波书店1970年，第333页。

[89] 雨森芳洲：《续缟纻风雅集》，《雨森芳洲全书》一，关西大学出版部1979年，第259页。

[90] 雨森东（芳洲）：《橘窗文集·卷一·大宝说》，珍书同好会1916年，第5—6页。

[91] 雨森东（芳洲）：《橘窗文集·卷一·大宝说》，第5页。

[92] 吴太伯本应即周王位，但让国奔荆蛮之地为吴国始祖，日本僧人中岩圆月（1300~1375）认为吴太伯是日本天皇的始祖。

[93] 参见渡边浩：《宋学与近世日本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57页。

[94] 太宰春台：《经济录》，《日本经济丛书》卷六，日本经济丛书刊行会1914年，第48页。

[95] 熊泽蕃山：《集义和书》，《日本思想大系30》，岩波书店1971年，第141页。

[96] 会泽安述：《迪彝篇》，时雍馆天保14年（1843），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97] 藤田东湖：《常陆带》卷之三，庆应丙寅（1866年）改正，光霁楼珍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98] 藤田东湖：《常陆带》卷之三。

[99] 横井小楠：《国是三论》，《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448页。

[100]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的东亚发现》，荒野泰典等编：《东亚的时代性》，溪水社2005年，第42页。

[101] 参阅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

[102] 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集：《神道事典》，弘文堂2007年，第397页。

[103] 有关国学与复古神道的关系，可参见牛建科：《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第5—16页。

[104] 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集：《神道事典》，第442—443页。此前的神道曾不断吸纳儒释道等外来思想，逐渐丰富自身的内涵。笔者以为可以从神道与外来思想文化关系的角度，将神道史分作三个阶段：即原发的“土著神道”、吸纳儒释道的“融合神道”、排斥外来思想的“民族主义神道”，而复古神道即属于后者。

[105] 王金林：《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62—263页。

[106] 贺茂真渊：《国意考》，《日本思想大系39》，岩波书店1972年，第376—377页。

[107] 公元672年大海人皇子与大友皇子叔侄为争夺皇位而兵戎相见的事件，造成社会动乱，结果大友皇子兵败自杀，大海人武装政变成功，是为天武天皇。历史上日本皇室内部曾多次发生皇位之争，另如公元782年桓武天皇治天武天皇之孙以谋反罪，彻底断绝了天武天皇系的血统，后又逼迫早良亲王绝食而亡。此外，又有两个朝廷并立对峙的南北朝时代。

[108] 贺茂真渊：《国意考》，《日本思想大系39》，第377页。

[109] 本居宣长：《玉匣》，《（增补）本居宣长全集》第六，吉川弘文馆1926年，第5页。

[110] 本居宣长：《玉矛百首》，《（增补）本居宣长全集》第十，吉川弘文馆1927年，第113页。

[111] 本居宣长：《直毗灵》，石川淳编辑：《日本的名著21》，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77页。

[112] 桂岛宣弘：《洋学思想史的一个考察——从自他认识的视点》，《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报》第20号，2003年1月，第145页。

[113] 平田笃胤：《悟道辨》，《新修平田笃胤全集》第10卷，名著出版1977年，第563页。

[114] 村上重良著、聂长振译：《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1页。

[115] 小松原：《国意考辨妄序》，鹫尾顺敬编纂：《日本思想斗争史料》第七卷，东方书院1930年，第30页。

[116] 佐藤信渊：《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岩波书店1977年，第426页。

[117] 佐藤信渊：《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第427—428页。

[118] 参阅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25—37页。

[119] 上杉允彦：《江戸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观》，《高千穗论丛》1977年第2号，第92页。

[120] 日本开辟神话云：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兄妹二神受天神之命，用天之琼矛搅动海水，然后提起，琼矛滴落之海水积为岛屿（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第4页）。

[121] 佐藤信渊：《天柱记》，《日本思想大系45》，第364—365页。

[122] 即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在《日本书纪》中的称呼。

[123] 佐藤信渊：《天柱记》，《日本思想大系45》，第366页。

[124] 小松原：《国意考辨妄序》，鹫尾顺敬编：《日本思想斗争史料》第七卷，第30页。

[125] 牛建科：《试论国家神道思想理论之渊源》，王宝平主编：《神道与日本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126] 杉田玄白等：《解体新书》，《日本思想大系65》，岩波书店1972年，第319页。

[127] 杉田玄白：《狂医之言》，《日本思想大系64》，岩波书店1976年，第229—230页。

[128] 杉田玄白：《狂医之言》，《日本思想大系64》，第241页。

[129] 杉田玄白：《形影夜话》，《日本思想大系64》，第267页。

[130] 杉田玄白：《形影夜话》，《日本思想大系64》，第268页。

[131] 山崎彰：《兰学形成的思想前提及其历史意义》，有坂隆道编：《日本洋学史的研究6》，创元社1982年，第69页。

[132] 杉田玄白著、绪方富雄校注：《兰学事始》，岩波书店1992年，第54—55页。

[133] 吉雄南皐：《地动或问》，《日本思想大系65》，第161—162页。

[134] 本多利明：《经世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4》，岩波书店1970年，第30页。

[135] 本多利明：《经世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4》，第31页。

[136] 桂岛宣弘：《洋学思想史的一个考察——从自他认识的视点》，《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报》第20号，2003年1月，第144页。

[137] 本多利明：《西域物语》，《日本思想大系44》，第89页。

[138] 本多利明：《西域物语》，《日本思想大系44》，第149页。

[139] 本多利明：《经世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4》，第31页。

[140] 本多利明：《经世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4》，第32页。

[141] 本多利明：《西域物语》，《日本思想大系44》，第98页。

[142] 本多利明：《西域物语》，《日本思想大系44》，第104页。

[143] 本多利明：《西域物语》，《日本思想大系44》，第152页。

[144] 林罗山：《神社考序》，京都史迹会编：《罗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平安考古学会1918年，第118页。

[145] 参见茂木诚：《国学与儒学的论争》，今井淳、小泽富夫编：《日本思想论争史》，鹈鹕社1979年，第216页。

[146] 参见佐野正巳：《国学与兰学》，雄山阁1973年，第3—8页。

[147] 参见村冈典嗣：《本居宣长》，岩波书店1942年，第12页。

[148] 津田左右吉著、邓红译：《日本的神道》，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2页。

[149] 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岩波书店1974年，第241页。

[150] 井上哲次郎：《儒教》，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714—715页。

[151] 松浦章著、郑洁西等译：《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152] 朱舜水：《与孙男毓仁书》，《朱舜水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8页。

[153] 朱舜水：《答魏九使书》，《朱舜水集》上册，第49页。

[154] 参见陈舜臣著、刘玮译：《日本人与中国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