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学是18世纪前后兴起、以《古事记》《日本书纪》（合称“记纪”）和《万叶集》等日本古文献为根据，研究上古日本固有文化的学问，其研究目标是要勾勒出一个美妙而理想的日本古代社会，以期建立供全世界效法的“日本之道”。国学在当时被称作：古道、古学、本学、和学[102]，已经明确显现出强烈的与汉学及中华文化相对抗的意识。如果说儒家古学派是要回归中国的先秦孔孟之道，那么国学家们则要为“净化日本文化”而彻底剔除一切外来文化的影响。为建立日本人的主体自立意识和民族认同，国学家们辈辈相传，凭空创造出毫无事实根据的神国和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从而形成了“复古神道”理论[103]。复古神道也称“纯神道、古道神道、国学神道、神道复古派”[104]，其目标在于编织天下独一无二的神皇一体的神国日本优于万国的话语网络。这个网络的中心结点是复古神道思想的“想象结局”，即得出神国日本统治全世界的结论。如此一来，摆在国学家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彻底否定日本历史上仰慕中国、尊崇中华文化的传统，为此就必须贬损在日本历史上颇受尊崇的中国形象，并彻底清除中华文化的影响。国学家们的复古神道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论证必须摒弃“唐心”，而复归信奉儒教之前的“大和心”。

起初，国学先驱契冲虽然傲称日本为神国，但尚能将神儒佛三教之说融合于和歌之中，尤其是在“注释、论证日本古籍、古语、古诗时，却采用中国的典籍”[105]。但后继者荷田春满则认为当时神道理论中的儒佛思想都是糟粕。其实，荷田春满之论确有合理之处，然而剔除儒佛思想之后的神道，其学问思想一片空白，因而为编织自身学问的话语系统，不得不随意附会，变得更加神秘以至于迷信，这就注定了复古神道理论先天性伪学问的宿命。

国学大家、荷田春满的弟子贺茂真渊继承其师衣钵，志在彰显日本上古神造皇国代代相传之古道，即“神皇之道”。因为贺茂真渊认为，佛儒传入后破坏了神皇传统，因而要通过排除外来影响以复归“日本之古道”。贺茂真渊极力诋毁儒家文化说：“（儒教）传入我国，说在唐国以此理治世，皆属无稽之谈……儒道不仅乱了其国（指中国，或采用儒教之国），甚至祸及日本。”[106]贺茂真渊还把壬申之乱[107]与儒家思想传播联系在一起：“此儒传布，天武之时大乱兴起，此后，奈良朝宫廷之中，衣冠用具等趋向唐风，万般事物外表日趋风雅，邪恶之心也日盛。”[108]可见，贺茂真渊似乎也发觉作为天照大神后裔、日本神国象征的日本皇室并非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然而贺茂真渊不但不反省古代天皇制的弊病和复古神道理论体系的荒唐，反而将此类皇室内部的相互残杀归罪于儒家思想的传播，并对儒家思想进行非理性的攻击，足见其论证之荒谬。

被称为国学集大成者的本居宣长提出神国日本乃宇宙之源，如果没有天照大神，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因为“高天原者，乃万国同戴之高天原；天照大神者，乃治天之神，宇宙间无与伦比……其德光普照四海万国，无论何国，即使须臾间脱离天照大神的庇荫亦无法生存”。[109]此处本居所言“无论何国须臾不可脱离天照大神之庇护”，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锁定了日本君临世界的永恒性。与此相对，中国的“圣人之道为治国而作，却反成为乱国之因”，“释迦孔子虽亦为神，然其道仅为广义神道之末梢支脉”。[110]本居宣长还对“神道之道”和“中国之道”进行正反极端的褒贬：“惟有日本之神道乃真实之道，高于万国所有之道”，而“中国等国亦有道之说，然并非道，本为子虚乌有，因而累世紊乱，终至国家被邻国（清）所夺。”[111]本居宣长就是通过如此“坐而论道”，而使“日本神皇之道”具有了取代“中国之道”的“必然合理性”。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宣长将彻底排除中华文明为重点目标……打造出非中华文明的‘皇国’。”[112]

“神国皇统”论的集大成者平田笃胤自命为本居宣长的弟子，继续论证脱胎于神话想象、子虚乌有的日本神国史观，并使复古神道理论更深陷于随意比附的诡辩迷信之中。平田笃胤不仅据“记纪神话”等“原典”编造出神创日本万世一系的历史，而且为贬低中国竟然把神话中中国人的祖先全部变成了日本人：“如汉土盘古氏之后有三皇五帝，三皇者，天皇氏即天皇大帝或天皇上帝，即日本神典之伊邪那岐神；地皇氏即伊邪那美神；人皇即速须佐之男命（前二神以兄妹为夫妻，后者乃天照大神之胞弟，为前二神所生）。又以伏羲氏为东王父，当神典之大国主命（速须佐之男的后裔）；女娲氏为西王母，当须势理毗卖神（速须佐之男命的女儿）。”又：“以汉土为例，古称盘古氏、燧人氏，盘古氏实即皇产灵大神，燧人氏实即大国主命大神。”[113]观此，不难得出结论：平田的“派对”实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

以上江户时代的一流国学家们为树立神国日本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中国及其思想文化做了彻底的否定。极端民族主义的偏执排外情结，遮蔽了上述国学家们的眼界，中国和中国文化成为鼓吹复古神道理论的国学家们心目中抹不掉的心结。其结果使得原本通过摄取外来文化而丰富多彩的神道文化和民间信仰，龟缩成偏狭的“日本固有之道”了。而且，这种无视史实而纯粹“发乎于情”的“研究”，也只能是形同儿戏的理论骗术。正如有日本学者指出的：“复古绝对化和排他性显然和神道传统，本质上是不同的。”[114]其实，国学家们的“论证”体系即使在当时的日本知识界看来，也是非常荒谬的，曾遭到严厉批判：“近时所谓国学者流，其言奇僻而其内狭隘。每每罔道诬圣，无所忌惮矣。”[115]

如果说前述国学家们的“论说”还处于文化民族主义阶段的话，那么江户时代后期的另一位学者佐藤信渊则将其前辈们的文化论说，发展成为具体的侵华论证方案。

佐藤信渊所撰《混同秘策》开篇即云：“皇大御国乃最初形成大地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全世界悉应为郡县，万国之君长皆应为臣仆。”[116]佐藤信渊要把中国作为日本的第一个“郡县”，并以此威慑世界而“混同万国”。“当今之世如于万国之中选出土地最广大、物产最丰富、兵威最强盛者，无有如支那国者……如若皇国征伐支那，只要调度得法，不过五七年，必可使彼国土崩瓦解……故而皇国开拓他邦，必由吞并支那始。”[117]关于佐藤信渊《混同秘策》中的侵华方案，国内已有学者关注，恕不赘述[118]。在此，通过佐藤信渊所作《天柱记》，追索其“混同万国”的思想渊源或称精神依托。

佐藤信渊不仅兼通传统儒、佛之学和兰学，还分别“随吉川源十郎和平田笃胤学习神道和国学”[119]。佐藤信渊可谓学贯古今东西，然而却将国学家的复古神道定为其学问的根基，致使其思想变得诡异离奇。

佐藤信渊的侵华思想之根源，原原本本地反映在其所述《天柱记》中：“熟推究天地运动，星月循环，所以化生万物养育人类之理……怎奈天造草味事实未详，而无以言明……因之欲穷其理。搜索支那印度诸子百家载籍……而其所记悉皆荒唐虚诞，无足取者也……及近来读皇国神代诸纪，始知旋转天地发育万物而为造化之首者，皆系于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120]……而为天文历数之基，万物化育之原也。”[121]

此段议论表明，对佐藤信渊来说，中国等各国的诸子学问都无法“解惑”，于是在迷茫无解中发现“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并将其作为“万物化育之原”，亦即宇宙生成之本体，从而完成了他用科学论证迷信的宇宙起源的思考。

在“皇祖天神本体论”支撑下，日本中心主义就顺理成章了。“皇国乃伊奘诺、伊奘冉二神[122]受皇祖天神之诏而修造之所，大地之成就最初，天孙之天降以来，皇祚连绵无穷，与天地共悠久，实万国之基本。”[123]

佐藤信渊“超越”了其前辈凭空杜撰的尴尬，试图用绑架科学来论证神国日本至高无上的诡辩，以使其统驭中国和世界之梦“合理化”，中国不仅不再是“日本文化的母国”，而且成为日本必须征服的“臣仆”。

佐藤信渊所作侵华扩张的逻辑论证，几乎就是日本近代以后对外侵略扩张理论的精神核心和行动指南，尤其是对照“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战败为止的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步骤也与佐藤信渊的侵华“蓝图”脉脉同符，这不能不令人惊异。佐藤信渊的上述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学复古神道史观及其侵华方案，完全抵消了其在汉学和兰学领域的学识，其思想大挪移的结局在诉说着作为学者的悲剧。“佐藤悲剧”在警示后人，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毒副作用是怎样障蔽学者的正常思维，并将一位博学之士变成焦躁的蔑华、侵华主义者的。

国学家们排斥中国之论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长时间的负面影响，他们广收门徒，影响日甚。“加（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先唱，而庸愚之徒从和之，不啻举之其口，又笔之于书，其学日炽月多。”[124]国学家们基于复古神道理论而“抹黑中国”“矮化中国”“混同中国”的言论，是日本对华认识史上的重要桥段。及至近代，“复古神道成为国家神道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和指导思想”[125]，也是蔑视中国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而且一直延续到昭和战败，甚而至今仍然没有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