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户时代，分属于日本儒学、国学和兰学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对历史上颇受尊崇的中国思想文化展开了有史以来罕见的集体质疑，甚至贬损、蔑视，颠覆了历史上中国的先生地位。由于诸学派的学问目标和话语各异，在对中国的认识上也各具不同的特征：儒学表现为厚古薄今的修正主义；国学表现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兰学则显示出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各路中国认识也有交叉重叠之处，以至于衍生出兼通三学而提出侵吞中国计划的理论。“三学”中的各种中国认识，都以不同的话语形式延续到近代日本，影响着日本人的对华认识和行动。

日本历史上曾长期以中国为师，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也曾左右着德川幕府的社会文化政策以及日本知识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然而，由于中国的明清交替、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摄取西洋文化的兰学的兴起等历史原因，日本人的中国观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反映在“江户三学”，即日本儒学、日本国学[74]和兰学三大学问板块之中。

近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以来日本人对华认识的研究急剧升温。诸如杨栋梁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六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刘家鑫著《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中国通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钱婉约的《从汉学到中国学》（中华书局2007年）也设有《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的专章。然而，与上述研究成果相比，对江户时期日本人中国认识的研究成果显然不成比例。笔者所见仅有刘岳兵所撰论文《近代以来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一文与本论题有所关联。该文认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日本就已经存在了强烈的蔑视中国的认识这一事实”，并从“对象化中国”和“类型化中国”两条线索追溯了近代之前日本人中国认识的变化机制。

本书将着重追溯因“江户三学”各自学统机理差异而形成的不同中国认识的思想滥觞，在了解江户时代日本人多元中国认识的同时，清晰地识别它们不同的特征和思想演化机理。通过这番研究，或可为深刻而清晰地把握近代以来日本人的对华认识，提供些许研究思路和史鉴，甚或可作为了解当今日本人的诸多中国认识和对华态度的重要线索。文中管见或有谬误，谨请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