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南蛮科学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可知它尚处于零散而不系统的阶段，基本上是根据传教士们传教的需要，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又由于南蛮科学随同禁教悲剧而跌入低谷，因而有日本学者认为，南蛮科学在日本的传播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历史插曲。然而，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全部、最终的结局。诚然，南蛮文化时代天主教信仰及其社会伦理思想遭到严酷的镇压而几乎销声匿迹，但正如列宁指出的：“尽管文化遭到很大破坏，但决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一笔勾销……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某些物质残余中是消灭不了的。”[108]日本的情况也不例外。南蛮科学虽然随着德川幕府的严厉禁教政策而失去了传播源，但它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从科学进化的角度看，一种科学文化的演进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才能确立其地位。南蛮科学作为一股潜流，在日本科学史上顽强地缓缓流动，经过长期的浸润发展，终于过渡到以吸收西方近代科学为内容的兰学阶段。

在医学领域，泽野忠庵所著《南蛮流外科秘传书》，在禁教风潮中为避开“南蛮”字样，于1696年改名为《阿兰陀外科指南》出版，从而在取缔南蛮文化的时代，使南蛮外科技术顽强地生存下来。南蛮医学还成为一些医学世家的家传，兰学始祖杉田玄白就曾在讲述兰学源流时说过：“其时有西吉兵卫传西流外科。其初为南蛮通辞（葡萄牙语翻译人员），传南蛮医术。及至南蛮船被禁止入津，又为荷兰通辞，传荷兰医术。此人兼倡南蛮、荷兰两流，世称西流。”[109]日本兰学史家杉本孜也指出：“作为阿兰陀（荷兰）医术的先驱，必须祖述南蛮医术。”[110]由此可见，作为兰学最初领域的西方近代医学实有南蛮医学传承的成分。从这种传承可以看出，南蛮医学不仅是日本人认识西方科学历程中的积累，也是接受兰学的通道和桥梁。此外，如所周知，与偏重于思辨的中医相比，西洋医学更注重实验。笔者当然无意贬低中医的价值，但是西方医学的实验精神无疑为日本医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宽阔的道路。这种实证精神不但促进了日本医学的发展，而且启发了后来医学界以外的兰学家，成为兰学的指导性思维方式。

前述的欧洲天文学在日本很快得到承认，即使在禁教以后，1656年官方认可的《乾坤辩说》一书，虽然仍视天主教为“异端妖术”，但最终承认了地圆说理论。这种地圆说虽然尚属于古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但它毕竟是西方体系，因而为与兰学阶段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衔接奠定了基础。此外，这一时期输入的地图、地球仪、天文仪器等也为江户中期兴起的兰学运动准备了物质手段。而传教士开展的天文学普及活动，使天文学在日本摆脱了朝廷的垄断，开始流向民间，并几经传承成为兰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新的地理学知识不仅使日本人开始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国土，还使日本人开始走向世界，开阔了眼界，更新、积累了海外知识。这对岛国日本来说，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总之，南蛮科学开启了日本人的科学文化视野，培育了日本人的实证精神和不同于日本传统的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为兰学的兴起奠定了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由此，大大缩短了日本跨入近代自然科学阶段所需要的自我摸索的时间。也正因如此，又有学者甚至认为“葡萄牙商船来日本的1543年，应该是日本近代的开端”[111]。笔者当然无意如此拔高这次文化接触的意义，但是，这种观点似乎能给我们某种启发。

在有关日本近代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幕末维新阶段的历史瞬间，而较少追究其历史渊源。康有为就曾说过：“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治效之速，盖地球所未有也。”[112]近年来国内已开始注意到江户中期以来的兰学和幕末洋学的研究，笔者以为，如若将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迈入近代的成熟期，那么兰学和幕末洋学阶段正相当于少年期，而南蛮文化则是其童年时代。梳理出这条线索，有助于完整地勾画出日本通过吸收西方文化而逐渐走向近代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侧面的历程。

（本章第一节原载《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二、三节原载《日本“南蛮时代”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2期；第四节原载《日本学刊》2001年第5期）

【注释】

[1] 《新旧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6章15，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第60页。

[2] 贾方、段琦：《耶稣会》，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

[3] 参阅安希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廷》，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第四辑，三联书店1988年，第187—205页。

[4] 韦尔斯著、吴文藻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811页。

[5] 鲁品越：《西方科学历程及其理论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0页。

[6] 参阅鲁品越：《西方科学历程及其理论透视》，第207—208页。

[7] 帕里斯著、张茄萍等译：《耶稣会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3页。

[8] 帕里斯著、张茄萍等译：《耶稣会秘史》，第33页。

[9] 1551年由前述耶稣会鼻祖罗耀拉创立，采用当时大学的学制，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很大。

[10] 生于德国，一生科学著述颇丰，利玛窦入华后的许多译著选自克拉维斯的著作。在中国称克拉维斯为丁先生。

[11] 小野中重编：《利玛窦与支那科学》，双林社1944年，第25页。

[12] 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

[13] 陈庆华：《早期天主教士底武力征服中国的阴谋》，载《历史教学》1951年第8期。

[14] 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33—234页。

[15] 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28页。

[16] 罗光：《利玛窦传》，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30页。

[17] 汤浅光朝著、张利华译：《科学文化史年表》，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第44—45页。

[18] 阿鲁贝神父著、井上郁二译：《圣方济各·沙勿略书翰抄》，岩波书店1991年，第26页。

[19]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等译：《近代科学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43、44页。

[20] 井手胜美：《汤因比的高级宗教本质剥离论》，载山本新等编、杨栋梁、赵德宇译：《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21] 另据当时葡萄牙商人安东尼奥·加尔班《世界发现记》记载，为1542年，但此说系间接辗转记录，且仅寥寥数语，过于简单。此外，尚有多种史料所记年代不一。由于《铁炮记》记事翔实，日本学者多取1543年说。

[24] ③弥次郎：1513年生，本姓里见氏，萨摩藩士之后。因犯杀人罪逃避于寺院，又结识住萨摩藩葡萄牙商人勃阿斯，并向其请教解脱之策。勃阿斯劝其去马尼拉求教沙勿略，弥次郎从其说，于1547年乘葡萄牙商船赴马尼拉，遇沙勿略。由沙勿略介绍，到印度果阿的圣保罗学院学习天主教并葡萄牙语，翌年洗礼入天主教，教名保罗，为日本人中第一位天主教徒。沙勿略等人于日本上陆后寄居于弥次郎家，得弥次郎双亲款待，并开始传教活动。其间弥次郎为翻译，又协助沙勿略著《切支丹教义提要》《基督教信仰》等传教书籍，并译成日文，为天主教在日本传教初期作了大量工作。

[25] 雪窗宗崔：《对治邪执论》，《日本思想大系25》，岩波书店1980年，第492页。

[26] 阿尔曼多著、松尾多稀子译：《南蛮文化渡来记》，萨伊玛鲁出版会1971年，第2页。

[27] 福尾猛市郎：《日本史史料集成》，第一学习社1980年，第149页。

[28] 井手胜美：《天主教思想史研究序说》，鹈鹕社1995年，第91页。

[29] 井手胜美：《东印度巡察使范礼安的日本人观》，天主教研究会编：《天主教研究》第十二辑，吉川弘文馆1967年。

[30] 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冈田章雄译注：《欧洲文化与日本文化》，岩波书店1991年。

[31] 冈田章雄：《天主教风俗与南蛮文化》，思文阁1983年，第8页。

[32] 柳谷武夫编辑、村上直次郎译：《耶稣会士日本通信》下，雄松堂1987年，菲鲁南狄斯1565年9月23日书简。

[33] 海老泽有道：《南蛮文化》，至文堂1958年。

[34] ①五野井隆史：《日本基督教史》，吉川弘文馆1990年，第2页。

[35]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三联书店，1987年，第172页。

[36] 《日本思想大系25》，岩波书店1980年，第48—49页。

[37] 家永三郎：《外来文化摄取史论》，青史社1974年，第6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页。

[39] 山本孜：《江户时代荷兰语学的成立及其展开1》，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6年，第36页。

[40] 柳谷武夫编辑、村上直次郎译：《耶稣会士日本通信》上，雄松堂1976年，巴尔迪卡尔1559年11月1日书简。

[41] 弗洛伊斯著、松田毅一译：《日本史6》，中央公论社1981年，第122页。

[42] 海老泽有道：《南蛮文化》，至文堂1958年，第17—57页。

[43] 《1596年度耶稣会年报》，天主教文化研究会编：《天主教研究》第二十辑，吉川弘文馆1980年，第263页。

[44] 雪窗宗崔：《对治邪执论》，《日本思想大系25》，第492页。

[45] 弗洛伊斯著、松田毅一译：《日本史6》，第60—61页。

[46] 沼田次郎编辑：《日本与西洋》，平凡社1971年，第49页。

[47] 村上直次郎译注：《异国往复书翰集》，雄松堂1966年，第9—10页。

[48] 岩生成一：《锁国》，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32页。

[49] 柳谷武夫编辑、村上直次郎译：《耶稣会士日本通信》下，1568年9月13日大友宗麟致卡尔纳伊罗主教书简。

[50] 《1596年度耶稣会年报》，天主教文化研究会编：《天主教研究》第二十辑，第267页。

[51] 岩生成一：《锁国》，第53页。

[52] 藤田茂吉：《文明东渐史》，《明治史论集1》，筑摩书房1983年，第230页。

[53] 柳谷武夫编辑、村上直次郎译：《耶稣会士日本通信》下，弗洛伊斯1573年4月20日书简。

[54] 海老泽有道：《南蛮文化》，第167页。

[55] 沼田次郎编辑：《日本与西洋》，第59页。

[56] 柳谷武夫编辑、村上直次郎译：《耶稣会日本年报》上，雄松堂1989年，前言第19页。

[57] 海老泽有道：《日本天主教史》，塙书房1966年，第22页。

[58] 《1587年度耶稣会日本年报》，柳谷武夫编辑、村上直次郎译：《耶稣会日本年报》下，第234页。

[59] 《1586年度耶稣会日本年报》，柳谷武夫编辑、村上直次郎译：《耶稣会日本年报》下，第150页。

[60] 《1587年度耶稣会日本年报》，柳谷武夫编辑、村上直次郎译：《耶稣会日本年报》下，第223页。

[61] 冈田章雄：《天主教风俗与南蛮文化》，思文阁1983年，第39页。

[62] 海老泽有道：《南蛮文化》，第61页。

[63] 组：为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扶助而于一定的范围内结成的社会单位。讲：起源于佛教寺院学僧们讲读经文，由尊崇共同佛教法义者集结在一起而形成的组织。这些组织以共同信仰为基础，在经济上相互协作。

[64] 岩生成一：《锁国》，第43—44页。

[65] 《1587年度耶稣会日本年报》，柳谷武夫编辑、村上直次郎译：《耶稣会日本年报》下，第232—233页。

[66] 《1587年度耶稣会日本年报》，柳谷武夫编辑、村上直次郎译：《耶稣会日本年报》下，第235页。

[67] 菲利浦号系西班牙商船，因遇风浪漂流到日本。据耶稣会士克拉西《日本西教史》记载，当时船长在与丰臣秀吉部下增田长盛交谈时，在地图上指示出西班牙拥有的广大领土。当问及如何得到这些领土时，答曰：先派传教士使其国民成为教徒，然后派遣军队与教徒里应外合，征服该国。

[68] 高濑弘一郎：《天主教的世纪》，岩波书店1993年，第122页。

[69] 五户为一组的联保连坐制度，类似于我国的保甲制度。

[70] 参阅松山崎校注：《天主教鲜血遗书》，改造社1926年。

[71] 松山崎校注：《天主教鲜血遗书》，第186—257页。该书只统计到1624年，实际对天主教徒较大规模的迫害又延续了十几年。

[72] 阿尔曼多著、松尾多稀子译：《南蛮文化渡来记》，第50页。

[73] 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德川幕府上期上卷——锁国编》，民友社1924年，第311页。

[74] 石井良助：《德川禁令考·前集第六》，创文社1981年，第379页。

[75] 谢和耐著、于硕等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序。

[76] 认为天照大神就是降临到日本的如来，并把日本的各种神看作是各路佛的化身，即神佛一体。

[77] 崇传：《排天主教文》，《日本思想大系25》，第491页。

[78] 松田毅一译：《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一期第一卷，同朋社1987年，第270—271页。

[79] 《1592年耶稣会日本年报》，海老泽有道：《天主教的弹压与抵抗》，雄山阁1981年，第62页。

[80] 佐佐木润之：《天下统一与民众》，三省堂1974年，第276页。

[81] 佐久间正译：《前田玄以致德罗·高麦斯未刊书简》，《基督教史学19》1976年。

[82] 崇传：《排天主教文》，《日本思想大系25》，第492页。

[83] 林罗山：《排耶稣》，《日本思想大系25》，第490页。

[84] 林罗山：《排耶稣》，《日本思想大系25》，第490页。

[85] 巴毗庵：《破上帝》，《日本思想大系25》，第440页。

[86] 《1614年耶稣会年报》，《日本思想大系25》，第581—582页。

[87] 《1600年耶稣会年报》，《冈田章雄著作集1》，思文阁1983年，第63页。

[88] 《冈田章雄著作集2》，思文阁1983年，第90页。

[89] 《冈田章雄著作集2》，第93—94页。

[90] 详见海老泽有道：《南蛮文化》，至文堂1958年，第71—93页。

[91] 阿尔曼多著、松尾多希子译：《南蛮文化渡来记》，萨依玛鲁出版社1970年，第175页。

[92] 参阅冈田章雄：《南蛮随想》，思文阁1984年。

[93] 参阅阿尔曼多著、松尾多希子译：《南蛮文化渡来记》，第151页及附录。

[94] 《日本思想大系25》，第543页。

[95] 海老泽有道：《南蛮文化》，第61页。

[96] 参阅岩生成一：《锁国》，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62页。注：曲直濑道三（1507—1595）经常出入皇宫和幕府为天皇和将军治病，深得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的宠信，并先后得到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信任，而且受到许多大名的优遇。曲直濑道三还广招学生，号称八百弟子。

[97] 吉田光邦：《日本科学史》，讲谈社1987年，第219—220页。

[98] 村上直次郎译、柳谷武夫编辑：《耶稣会士日本通信》上，巴尔迪卡尔1559年11月1日书简。

[99]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因不堪酷刑被迫弃教，定居日本，并改此日本名。

[100] 阿尔培神甫著、井上郁二译：《圣弗兰西斯科·沙勿略书翰抄》下卷，岩波书店1991年，第108—109页。

[101] 阿尔培神甫著、井上郁二译：《圣弗兰西斯科·沙勿略书翰抄》下卷，第193页。

[102] 梵文Sumeru的音译，亦译作“修迷卢”“须弥楼”等。原为印度神话中的山名，亦为佛教所采用。相传须弥山高84，000由旬（古代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按印度国俗，一由旬为30里），山顶为“帝释天”，四面山腰有“四天王山”，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第七金山外有铁围山围绕的咸海，咸海四周有“四大部洲”。许多佛教的造像和绘画以此山为题材，用以表示天上的景观。关于佛教“天”的解释可参阅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8—139页。

[103] 村上阳一郎：《日本近代科学的步伐》，三省堂1977年，第68页。

[104] 吉田光邦：《日本科学史》，第216—217页。

[105] 当时日本人认为，世界主要是由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构成的。

[106] 奥尔特里乌斯（Abrahan Ortelius，1527—1598）于1570年绘制的第一部地图集。

[107]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原书房1980年，第14页。

[108]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16页。

[109] 杉田玄白著、绪方富雄校注：《兰学事始》，岩波书店1987年，第13页。

[110] 杉本孜：《江户时代兰语学的成立及其展开》1，第36页。

[111] 阿尔曼多著、松尾多希子译：《南蛮文化渡来记》，第129页。

[112]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外二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