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从沙勿略来日之初，就明确了适应主义传教策略，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要使更多的人皈依天主教的最佳方式，就是尽可能地尊重、迎合当地的文化和习俗，采取灵活的适应主义传教策略。在这一策略背景下，耶稣会非常尊重并努力学习日本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整套文化适应的传教方案。

范礼安曾于1579—1603年之间，先后三度滞留日本，累计时间达九年之久。他对日本人做出很高的评价：“日本人礼仪端正、遵从道德、思想深邃、聪明并颇具理解力。正是由于他们明道达理，所以要使他们信奉天主教，就必须尊重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28]这是耶稣会在日本传教活动的总原则。范礼安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中提出：“在日本，必须适应日本人的习俗，尽量采用日本固有文化的形式来表现教义，绝不能为传教而使日本人葡萄牙化。”[29]为此，范礼安编成《日本传教长规程》，内中强调要通过衣、食、住而融入日本人之中。范礼安还编写了《日本教理问答》，作为耶稣会士研究日本宗教的参考书。与此同时，范礼安又命在日传教士弗罗伊斯（Frois Luis，1532—1597）编撰了《欧洲文化与日本文化》。该书对日本的宗教信仰、僧侣风俗、民间风习、饮食习惯、医疗用药、民间文学、庭院建筑等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并与欧洲文化进行了比较[30]，成为来日传教士的必读书。此外，弗罗伊斯还和另一位在日传教士罗德里格斯（Rodriguez Joao，1561—1633）分别撰著了大部头的《日本史》和《日本教会史》，对日本宗教、语言、文学艺术、道德时尚等领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上述措施使传教士们较顺利地适应了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民间风习。他们为便于日本人理解，甚至在传教初期将Deus（天主）译成日本佛教用语中的“大日如来”，并在传教中巧妙地借用了许多佛教术语，诸如：功力、解脱、现世、后世、济渡等等。[31]天主教教义以这些日本人熟知的概念为媒介逐渐渗入到日本人的意识之中。另外，许多天主教教堂就是利用了被废弃的佛教寺院，新建的教堂也多使用佛寺名称，当时日本最大的教堂（建于平户）就被命名为“天门寺”。[32]这样，当传教士身着和服与日本人在教堂相聚时，呈现出一种融融气氛。此外，耶稣会还大力兴办学校教育、培养日本人传教士[33]，以求循序渐进地将天主教信仰融入日本社会。通过上述适应性文化沟通方式，大大减少了传教过程中因文化相异而产生的隔阂。在日耶稣会的适应主义传教策略，使他们有充分的余地，以适应当时日本社会的情状，从而使他们的文化适应主义转变、扩展为对整个日本社会的适应行为。耶稣会以上述适应主义为主导，选择了两个突破口，即贫苦庶民和权势群体。正是这种两翼的协调并进，使耶稣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要迅速获得大批信徒，就必须使天主教在广大下层民众中扎下根基，这是在日耶稣会的主要任务。为实现大规模传教的需要，整个南蛮时代来日传教士达290名[34]。战国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无休止的战争使大片土地荒芜，农民弃田乞食，堕胎溺婴已为常事。加之，原来聊以慰藉人们心灵的佛教，此时也堕落为世俗利益的角逐者。一些佛教教团蜕变为贪婪的新封建主，反而使民众堕入现世的地狱，佛教的殿堂坍塌了。由此，贫苦民众在肉体遭受涂炭的同时，精神也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绝望之中，他们迫切期待物质和精神上的救助。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当一个社会出现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或心理危机时，人们就会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发生动摇，转而去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和社会理念。”[35]耶稣会士扬布的天主教正是这种新的信仰和社会理念。

耶稣会针对日本社会的堕落，十分注重宣扬原始基督教中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道德伦理观念。当时，在日本通用的《天主教教理问答》中，收入了作为天主教基本戒规的“摩西十戒”，其中规诫信徒：“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不可偷盗，不可贪图他人财物，勿恋他人之妻。”[36]这些戒律对日本人来说并非闻所未闻，但是，在社会正义泯灭，弱肉强食的时代，它无疑唤起了无人问津的下层百姓的社会心理共鸣。尤其是传教士们作为社会基本原则，还积极宣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爱人如己等基本教义。在日本近代以前的社会思想蒙昧时期，这种“从未有过的清新伦理，使日本人纯真的灵魂深受感动”[37]，尤其下层百姓第一次发现了能够体现自己社会人格的理想的社会秩序。马克思曾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38]耶稣会的上述作为戒规的道德伦理和作为教义的社会理念，正是这种感情，并以此博得了日本下层民众的亲和感。

耶稣会为切实争得民众，还通过开展诸多慈善事业，将自己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施主。面对当时日本广大民众有病无医的状况，传教士们分别于长崎、府内等地开办医院，收容患者。当时日本流行着一种疑难症癞疮，而“经南蛮流外疗，历数月而痊愈”。[39]据当时在日耶稣会士记述，仅在府内医院，“1559年夏季以来，接受内外科各种治疗的患者在200人以上”。这些医院进行着两种治疗，即“为拯救灵魂而进行说教，为治愈肉体而使用粉药、膏药以及烧伤药剂”。由此，“住院患者乐于学习祈祷，病愈以后有数次来医院者，并最终接受了洗礼”。[40]耶稣会还创立集义金赈济灾民，比如1554年山口地区发生饥馑之际，数名传教士自费从其他地区购得大量昂贵的大米，每日早上向饥民舍粥。[41]此外，传教士们还于府内设立孤儿院收养病弱婴童、赎回被贩卖的人口等等。[42]

传教士们宣倡的道德伦理、社会理念以及切实的社会公益活动，反映了日本民众的普遍需求，树立起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道德价值标准，并宣传这就是“主”所创造的社会秩序。这显然属于未被封建工具化以前的早期基督教原则，它比起日本当时“善恶不二，邪正如一，弃恩入无为”的混沌、消极、虚无的“佛法”，表现出明显的追求现世得救的社会价值。天主教在日本的“还俗”，“不仅在教徒之间，而且在异教徒中间也越来越得到信赖”。[43]耶稣取代了佛陀，树立起现世“救世主”的形象，吸引了广大生活在“末世”的贫苦大众。就连当时日本的排耶论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耶稣会士“演说邪法，行布施以倾动男女，因之归其宗者如麻粟”。[44]由此看来，日本的天主教热潮绝非“出于好奇心的奇迹”，而是传教士的主张和实践与民众需求相沟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