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外来文化传播者所采取的传播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外来文化的传播者为避免激烈的文化冲突，往往需要讲求“软着陆”方式以适应当地文化的特性。各民族间的正常文化交往还需要相互尊重，一种文化要在另一文化圈中得到真正的认可，就必须在某些方面适应当地人的文化需求。耶稣会基于其在全世界范围传教活动的经验，已经意识到这些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奥秘。他们非常注意研究传教地区的文化习俗，并在理解和尊重当地文化的基础上制订他们的传教方式。他们虽然在南美洲等文化不太发达的地区，曾经直言不讳地将天主教的信仰硬塞给当地人，但是，一旦进入被认为是高度文明的文化圈，他们便首先迎合当地的文化和习俗，采取适应主义策略，循序渐进，小心翼翼地实现他们的传教目的。东来耶稣会士既不是追求眼前利益的商人，更不是出于贪婪领土欲望而采取武力征服的殖民者。他们的目的是要获取更多的信徒，这是一种获取心灵的工作，而急于求成和借助武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因而要达到他们传播天主教目的的最好方式，就是采取文化适应主义的和平传教策略。

沙勿略初到日本即察觉到日本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资质，他赞誉日本人说：“这个国家的国民是在我们接触过的国民中最杰出的。”[18]日本文化的水准使传教士们意识到像在其他地区那样实行强制传教的做法，在日本是不可能奏效的。据此，耶稣会在对不同阶层采取不同传教策略的同时，试图制定一整套文化适应的传教方案。这种方案的宗旨是在恪守天主教教义实质的前提下，尽量使传教方式“日本化”，以避免与日本本土文化发生冲撞。由于沙勿略于1552年去世，因而，系统制定适应传教策略的使命便落到了他的后辈、身为耶稣会远东巡察使的范礼安身上。

范礼安1538年生于意大利，毕业于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思想先驱摇篮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当时欧洲大学的中心已由巴黎、牛津转到意大利的帕多瓦。帕多瓦大学曾造就了一大批后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如彭波纳齐、泰莱西奥、康帕内拉等都曾在该校学习。此外，哥白尼和伽利略也都在帕多瓦大学渡过了他们一生中的重要时期，而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齐名的医学著作《人体结构》的作者维萨留斯也曾在帕多瓦大学工作。人们认为帕多瓦大学是“世界上所有其余大学医学的帝国大学”，“从任何角度看，都可断言作为科学革命宝座的荣誉，帕多瓦应当是首屈一指的”。[19]范礼安在学的16世纪中期，正是帕多瓦大学的鼎盛时期。一些专门研究范礼安的学者认为，范礼安也具有文艺复兴思想家的一面。[20]范礼安1566年入耶稣会，1567年以后在耶稣会创立者罗耀拉创设的罗马神学院学习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哲学以及神学，1570年为神父，继而为罗马修道院的修道长，1571年任修道院院长。1573年被任命为远东巡察使，1574年率41名耶稣会士从里斯本出发，于1577年10月抵达葡萄牙在东亚的据点澳门。

范礼安在继承沙勿略适应方针的同时，又从早期教会的传教史中得到了启发。早期教会对当时的希腊文化采取的方针是：在与其适应中徐徐渗透，进而不断扩散基督教的影响。这是一个传教适应问题，即在将基督教导入非基督教国家时，应采取什么态度，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将其完整的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去，还是允许渐进地渗透移植。早期教会正是通过与希腊文化的结合，才使基督教得以深入希腊世界。希腊化时代的基督教就像是撒在希腊世界土壤中的一粒种子，它利用了当地土壤中的各种养分，在不失自己本质的同时，也生成了一种复合文化。此外，在1577年范礼安初登澳门的同时，恰好活跃在拉美秘鲁和墨西哥的秘鲁教区长耶稣会士阿科斯塔（1540—1600）将题为《向印第安传布福音》（Deprocurande Indorum Salute）的论著呈献给耶稣会总会长。书中首次论述了如何适应全世界各传教地区文化（其中谈及日本、中国和印度）的系统传教理论。阿科斯塔的传教理论使范礼安更加坚定了信念，开始实施以高度评价和尊重东方文化为基础的适应政策。然而，16世纪的天主教毕竟已经形成完整的教义、教理、教规和发达的组织。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在实行适应策略的时候，要对天主教和异文化圈中的文化作出鉴别，认清哪些是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因素（可以通融的因素），哪些是各自特有而又相对稳定不变的因素（不可调和的因素）。而这种识别是一项微妙、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其实质是：如何才能做到在不改变天主教本质的前提下，又能够与当地文化和平共处。它是摆在范礼安面前的新课题，同时也是东来耶稣会传教士们在实地传教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来日耶稣会士采用的适应主义和平传教的原则，也将是本章内容的关键线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