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说，即使耶稣会在欧洲留下的历史劣迹都是事实，我们还应注意到，历史上对耶稣会的恶评是在欧洲形成的。换言之，一些欧洲人对耶稣会的厌恶，是针对耶稣会在欧洲的作为。而在本论题中却可以暂且不论耶稣会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要研究的是耶稣会在远东的作为，而不是对耶稣会整体作出评价。因而，随着这种空间的转移，必须重新认识东来耶稣会士的特征和历史地位。

辨明早期欧洲殖民者与来华耶稣会士的关系，是对耶稣会士作出评价的一个关键所在。应该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即中国和日本与那些已经成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不同。“16世纪和17世纪，西方在舰艇和武器上并没有绝对优于远东，因而未能使它对远东取得支配地位。在远东与西方文明的第一次迂回冲突中，远东人保持了主人的地位，当他们想要断绝与西方的关系时，他们的西方来客没有力量来抵制这一举动。”[12]对此，对耶稣会士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中国学者也不否认。“无论这些传教士怎样热狂阴谋，偌大的中国终究不是葡萄牙（1580年合并于西班牙）或西班牙所可以轻易征服的。尤其在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败以后，海上的主人换成了新教的英国和荷兰，天主教士失去了武力的后盾，阴谋更不容易实现。”[13]当然在没有到过中国本土而并不了解中国的耶稣会士中，也曾经有极个别狂妄无知的中国盲提出过以武力强行传教的设想。1584年耶稣会士桑彻斯来到澳门，提出以利玛窦等在华传教士为引线，利用葡萄牙军队的武力，推进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甚至提出：“倘中国皇帝过于执拗，故意禁阻传教工作，尽可借军队之力，取消其治国权。”[14]而利玛窦等在华耶稣会士的原则是，“不单不借用武力，而且极力与佛朗机（葡萄牙）脱离干系”。[15]我们不能把像桑彻斯那样一些在澳门的耶稣会士中的极端分子与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混为一谈。换言之，把耶稣会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全面肯定或否定的判断，都会背离历史事实。事实上，在中日两国的耶稣会士始终实行的是和平传教的方针，即使在日本丰臣秀吉和德川幕府虐杀传教士的时代，除了道义上的谴责外，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武力干预。

耶稣会士们出于宗教信仰，不畏生死前来东方传教。如果能理解这种基于信念的文化传播使者的精神，大概会对他们作出更近人情的评判。据统计：“17世纪中，耶稣会由欧洲到澳门的传教士，多半死在途中。1618年，22人动身，生抵澳门者只有8人；后26年，6人动身，死者4人；又再过12年，动身者9人，生抵澳门者4人；后1年，17人动身，死者竟达12人。又后17年，被派者13人，生者仅3人。”[16]著名来华耶稣会士汤若望（J.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即是上述1618年从里斯本起航，经过与惊涛骇浪、瘟疫和海盗的搏斗，劫后余生于1619年抵达澳门的。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1614—1661）、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1623—1688）则是1657年（上述“后1年”）出发来华的幸存者，其中卫匡国曾多次濒于死亡。这些传教士多在中国生活几十年，很多人的墓碑至今还树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联想到中国历史上为传播佛教六次东渡并因此而失明的名僧鉴真、不畏险恶的长途跋涉而去“西天取经”的玄奘，大概就更容易理解耶稣会士的宗教信念。这种献身精神如果不是出于虔诚的信仰和传播、摄取文化的信念，又能作何解释呢？

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殖民者不断涌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亚洲国家也是他们的主要猎物。殖民者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财富”。然而，他们却得到了本不应该得到的荣誉。人们经常这样评价新教：“如果没有给近代资本主义奠定基础的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就不会看到一只手捧着圣经，一只手拨弄着算盘的那些作为近代商人而自由活跃的人们。”[17]对于东方人来说，如果将这些遵照“新教伦理”时而以暴力追求暴利的西方商人，与为信仰而绝财、绝色，甚至不惜生命而东来传播“福音”和西方科学技术的耶稣会士相比，真不知谁是我们的朋友。正是出于这种真诚，当新教伦理武装起来的西洋商人、海盗还在中国和日本沿海地区为金钱而疲于奔命甚而杀人越货的时候，耶稣会传教士已经进入这两个国家的内地，并开始传播西方文化了。这就是罗耀拉所说的“为基督征服全世界”的一部分。

耶稣会在欧洲教会中属保守派，一般认为耶稣会的最大特征是绝对服从。其实耶稣会并没有忽视在欧洲以外地区传教时的灵活性，因而他们比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要开明得多。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这样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国家，耶稣会士们显得更加稳重。虽然从整体上看，耶稣会士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来到中国和日本的，但他们非但没有在其他国家那样居高临下的主人心态，相反，他们非常尊重并努力学习传教地的文化。利玛窦是在华传教事业的杰出人物，但他不是以传布福音的姿态登上舞台的，而是以“西儒”即哲学家、道德学家、天文历算专家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耶稣会不但没有征服中国，反而倾倒于汉文化。耶稣会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派来远东，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和日本。16—18世纪时，东来传教士多为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真才实学的耶稣会士中的佼佼者，其中有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长期生活在中国和日本，对当地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亲切感。正是由于耶稣会士们的上述特点和他们的执着精神，才使这次历史上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延续了近200年（在日本近百年）。《明史·意大里亚传》曰：“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利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笔者以为此段评价所言中肯。

由上述可见，来远东的耶稣会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况，这一切使得我们不能将来远东的耶稣会士与血腥的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既无经济要求，亦无殖民要求，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要“为基督征服全世界”。当然对基督的虔诚，也是他们自己的信念。与西方追逐经济利益的商人相比，他们的目的是付出，即要把天主教传给东方的“选民”；与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咄咄逼人的殖民主义者相比，他们的武器是和平的耶稣基督和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时代和耶稣会士的特性注定了将由他们承担向中日两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历史使命。在来到中日两国本土的耶稣会士的历史中，我们没有看到耶稣会士的殖民史，反而留下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量记载。简而言之，耶稣会士在远东所表演的角色是文化传播的使者。